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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軟實力逆差,打造“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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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夏季號刊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吳旭的《扭轉軟實力逆差,打造“中國夢”》一文。作者認為,在國際關系互動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約、阻礙甚至會威脅國家穩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國與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的 “軟實力逆差”。消除這種“軟實力逆差”,中國需要在硬件上有大動作,更需要在軟件上有大創新。為此,中國沒有必要“不高興”,應平靜看待“妖魔化中國”。根本途徑在于中國需要打造、構筑和推銷“中國夢”。

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中國的成功,不在于找對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國過往的錯誤,恰恰源于對于外來模式如鄭人買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蘊的深厚和不可復制性,相信中國人思想智慧的競爭力本身,才是中國成功的不二法門。以下為全文。

一個大國崛起或復興的道路,往往艱辛而漫長。能夠真正扭轉乾坤、從強手如云的國際舞臺上脫穎而出的歷史機遇,不僅珍貴稀少,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凡成功的大國,不僅要有深厚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要有一整套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價值觀模式、文化傳統和政治架構,而且更能夠抓住每一個歷史“拐點”所賦予的機會,審時度勢,當仁不讓。現在的中國,就站在這樣一個求之不得,但又稍縱即逝的歷史拐點上。從純粹硬實力的角度衡量,中國自身巨大的發展慣性,使得這場持續了30年的“追趕和超越賽”,失去了原來的懸念和轟動效應。單純從能源消費、制造業能力和主要工業品產量等硬指標衡量,中國已經在總量上超越了所有國家。在貿易和投資領域,中國都保有著令人艷羨的順差。目前,在國際關系互動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約、阻礙甚至會威脅國家穩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國與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的“軟實力逆差”。

中西方的“軟實力逆差”

   在由西方主要媒體掌控的“國際輿論競技場” 上,“軟實力逆差”集中表現為:中國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國的政策意圖被歪曲解 讀,中國的解釋申辯被壓制淡化,中國的價值觀和傳統被貶低和邊緣化。這種“軟實力逆差”造成的結果,經常使中國、中國政府和普通中國人,在國際輿論場上感到沒處說理,有口難辯,甚至費力不討好。2008年中國所經歷的一系列事件,從西藏事件到四川地震,從圣火受阻到奧運準備,無不顯露出這一逆差之大、之深和潛在的傷害性。就在不久前,美國的官員和媒體還在強詞奪理,把這場世界經濟危機的主因,歸結 為中國的儲蓄過度。

消除“軟實力逆差”,需要中國在硬件上有大動作,在軟件上有大創新。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一種“公道良心”的自我反省評審原則,但如果機械地應用在對外公眾外交的實踐中,特別在應對涉外危機事件時,則不僅不合時宜,而且迂腐滯鈍,遺害無窮。此外,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爭奪上的弱勢,很多時候源于我們找不到自己發聲的平臺,沒有訓練有素、熟悉對外傳播的“發言人”或“代言人”,沒有一定規模的國際受眾群。前一段時間,《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國外媒體開始關注中國擬議的“外宣媒體旗艦”的戰略投資計劃。其實,這是中國消除“軟實力 逆差”的必需步驟和必要投資。從時機上看,也是正當其時。硬件上的投資,不光是摩天大樓和設備器材,還要有專業的研究培訓機構,詳細周備的目標國“持籌人”檔案體系,獨立、專職、帶有基層草根性質的公關組織和支持團體。

公眾外交,從本質上講,既不是卑躬屈膝,也不是認輸服軟;它是為一個國家最大限度提升“軟實力”,并最終為實現各項戰略利益而服務的。“軟實力”雖然依托于經濟、軍事等硬實力而存在,但兩者并不一定共同進退,根本原因在于,這兩種實力的爭奪,遵循著不同的游戲規則,面對著不同的目標,采取著不同的戰略戰術。相比而言,一個國家對公眾外交和國家形象的投入,是最惠而不費、投入產出比最合算、效果也最久遠的投入。

中國沒必要“不高興”

當下,《中國不高興》愈發炒熱了中國“情緒指數”在世界心理版圖上的分量。可是,當橫縱向展開歷史的坐標系,審視目前世界政經發展的大格局,真正讓中國人集體賭氣、“不高興”的理由,其實并不多。即便有一波波針對中國“和平復興”而引發的妒恨、恐懼、苛責和刁難,嚴格說來,這些都屬于背景雜音,不值得動肝火。何況,總是以憤怒、生氣、不高興的心態示人,似乎對于一個民族心理的健康發展,也是不利。我們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調整中國的歷史參照坐標系,建立一個長遠、平實、客觀的基準底線,并在此基礎上,冷靜地調整自己民族的整體心態。

首先,要對世界的大形勢有一個清晰準確的判斷。過去的這30多年,在人類史上都屬于不可多見的和平發展階段。放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世界市場成形的大背景下,連美國一直大聲鼓噪的反恐戰爭,其實也只不過是局部插曲而已。對于中國來講,這更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黃金機遇期。現在,經濟世界格局走到了一個除舊布新的拐點上。發端于美國并迅速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機,其實是全球化的一次不可避免的重心調整過程。上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僅屬于“美國制造”,而且也是以美國為軸心建立的旋轉體系。但是,隨著中、印、俄等經濟體在世界比重中的竄升,美國的全球化軸心已經帶動不起其周邊失衡的附著體。這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實際上是一次重新選定重心,再次全球化的過程。以此推斷,未來的30年絕不可能再現過去30年中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平穩、平衡和平靜。

其次,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過程,也意味著 “美國模式”統領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終結。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其模式的潰敗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經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創新和帶動力出現了衰竭的跡象。人類發展史本來就延續著波浪式逐級推進的過程。而中國的成功也有其歷史邏輯的合理必然性。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術刊物《外交政策》,在20105月一期將馬克思的模擬肖像推上了封面。放在5年前,這絕對是不可想象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模式的勝利。因為,中國的成功,不在于找對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國過往的錯誤,恰恰源于對于外來模式如鄭人買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蘊的深厚和不可復制性,相信中國人思想智慧的競爭力本身,才是中國成功的不二法門,也才達到了孔夫子“隨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級境界。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沒有理由,更沒必要花費時間去“不高興”。雖然還不至于滿足到“沒事偷著樂”的地步,但遠觀近瞧,中國更應該保持的心態是冷靜、警醒和節制。

平靜看待“妖魔化中國”

讓絕大部分普通中國人感到憤懣、不平的,更多是源于西方媒體和主流輿論對于中國發展的誤解、低估和不認可,甚至還包括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細細想來,這就更不值得讓中國這樣一個民族為此 “不高興”了。

首先,跨文化之間的誤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態性交互關系。改變一個國家及國民對于另外一個國家的認知,絕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內完成。且不用講人類認知本身具有的滯后性、程式化和集體惰性,單就中國發展躍進本身“史無前例”的特征,已經讓中國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完成了西方國家五到十代人所走過的路程,卻希望別人能夠“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來個180度的思維轉彎,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不妨想想我們自己的例子。鴉片戰爭以后,幾代知識精英的奔走呼號,但中國對于整個西方世界、甚至近鄰日本的印象看法,仍舊令人沮喪地停留在原地。跳回西方對于中國“認知逆差”和負面“印象鴻溝”的問題,也可以以此推論。

其次,我們很多人的憤懣不平,還是源于對于西方人、西方社會所具有的整體理性、公正性和客觀性的過高估計上。也許是西方哲學著作讀得太多的緣故,中國知識界對于西方社會“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過了其自身的“理性極限”。有些評論者將中國人的這種過度崇尚西方理性的心態,歸結為中國知識界的“思維殖民地化”傾向。例如,即便中國拿出錢來,供全體6400萬法國人來北京、上海轉一圈,來個“新中國豪華游”;可以想見,雖然來中國的所見所聞會“雷”倒一大批法國人,但其回國后的“游后感”,仍會讓許多中國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這一種品質,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難道我們自己就從來沒有固執、可笑地誤解和曲解別人嗎?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沒有必要動輒“不高興”了。一笑置之足矣。

最后,換個角度看,到底是誰在誤解中國?從戰略利益上講,最安全的策略應當是讓朋友高估自己的實力,而讓潛在的對手低估自己的實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贊美恭維之辭解決不了中國面臨的多重實際問題;同理,其出于各種心理而散布的陰暗詆毀之語,也傷害不到中國健康積極發展的根本。雖然塑造一個和諧世界的發展環境與相對積極的軟實力空間,能夠極大降低中國的發展成本,增加中國的安全系數。但是,如同國家發展機遇一樣,很多這些外部條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味地為了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縛手腳,甚至被左右情緒,就更是得不償失,舍本逐末了。其實,我們民族在整體上要證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種失落和不平衡感,也還是“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與其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務煩惱,不如切實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更長遠實際。

為世界打造“中國夢”

具備了構筑“軟實力”的硬件,這只是一個必要的開端;要真正徹底地解決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軟實力逆差”,關鍵還是軟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塑造什么樣的形象,傳播什么樣的聲音。

一個國家的整體國際形象,包含著多個層面的構成要素。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中國的印象”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混合體:中國的歷史、政策、文化、產品以及所接觸過的一個個中國人。要把所有這些文化的碎片、現實的符號、情感的律動歸結成一個統一一致的集合象征體,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以前的對外傳播和交往中,我們的外交官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或者是外國人在中國博大精深、錯綜復雜的文化歷史面前望而卻步,或者是連我們自己也無法精要地描畫這一深刻變動的古老文明。“和平崛起”“和諧世界” 等戰略框架和口號,更多地是著眼于國外的戰略決策者和意見領袖,而不是針對那些普普通通、對中國不甚了解的國外民眾。用現代形象管理學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廣告詞”和“象征符號”太不貼近群眾了,缺乏視覺觸摸感和情感想象力。

這方面,“美國夢”的形象營銷推廣模式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仿效的榜樣。當“美國夢”的光環逐漸退卻的時候,為什么我們不能給世界打造一個嶄新、動人、令人神往的“中國夢”呢?

“中國夢”是一個圖景,但更是一種模式。中國的復興和騰飛,正在書寫著人類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個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文明,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內,沒有對外掠奪和侵略,沒有對外種族奴役和侵壓,完全靠著本民族的勤勞、隱忍和智慧,走出了一條令人信服、更值得后起國家效仿的復興之路。“中國夢”既是世世代代中國人追尋的夢想家園,也是未來世界人類生存模式的一個范本。這里有家庭鄰里的和睦,人類和自然和諧共生的“天人合一”,以集體主義為根基的“大局觀”“天下觀”以及貫穿儒、道、佛三教、深入人心的“和為貴”處世哲學。在整個世界走到21世紀這個“大拐點”的時候,上述的每一個要素都愈發顯得重要和珍貴。當然,中國現在還有諸多問題,更面臨數不清的嚴峻挑戰。但所有這些,都不能阻止中國人有自己的夢想。現實的不完美,更不是阻止我們推銷自己夢想的理由。

作為一個有著歷史責任感的大國,中國需要打造、構筑和推銷自己的夢想。“中國夢”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華文明為世界發展前景提供的一個答案。與其他國家的夢想相比,中國的暢想中挾帶著更多穿越漫長歷史隧道后的深邃和平實,也有著經歷過無數沉浮磨礪后的包容和力量。“中國夢”只能由中國自己來打造,但這個夢想可以屬于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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