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 > 中華傳統文化 > 地區文化 > 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之比較

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之比較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1月12日17:39 (來源:中華五千年)
    】【收藏此頁】【打印此頁】【關閉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同具體的生態環境和歷史變遷直接相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和歷史演變的特殊性,就會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經過漫長的演化和沖撞,積淀成為今天的文化系統,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就是這樣逐步形成、傳承和發展的。它們有其自身內在特質和規律,通過人們的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表現出來,顯示著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渾。本文以蒙古族和漢族為例,具體比較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差異性。

特定的生態環境決定著特定的文化系統

  (一)地理環境直接影響著文化系統

  蒙古高原地處內陸半干旱的自然環境,疏松沙層廣泛分布,使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觀,加之雨量奇缺,氣候溫差大,只能適宜多年生、旱生低溫的草木植物生長,千百年來,生聚在這一地域的人們,因地理條件所限,不宜從事農耕,只能依賴游牧、狩獵等生產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現于共同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素質,融合為一個人們共同體——游牧民族。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種粗獷而富于冒險的生活,惡劣的自然條件培養了他們極強的與自然搏斗的能力。他們衣皮被旃裘,食肉飲乳,居氈帳,乘坐騎,衣、食、住、行、用與牲畜須臾不可分離。正像農民依戀土地一樣,牧民則離不開牲畜、草原。遼闊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搖籃,在這塊土地上曾經養育過匈奴、烏桓、鮮卑、突厥諸族,同樣,它為蒙古族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個獨特的、隔絕的歷史地理環境。獨特的生活環境,造就了獨特的草原文化系統,作為草原驕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環境的陶冶和啟迪,在承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統的基礎上,經過本民族長期的開拓和實踐,創造出燦爛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語言、飲食、服飾、建筑、禮儀、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與這一地區相鄰的是氣候溫和、地勢平坦、雨量充沛的黃河流域。濕潤的土地,適宜的氣候宜于農作物大面積種植。這里則生息著以農耕為生的農業民族,他們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養了大量宜于種植的農作物,同時發展了養殖業、釀造業、手工業等等。由于農業生產對自然和氣候的選擇性很強,還有土壤的種類、水利資源、作物種類等,都會影響作物的種植和生產程序,農業民族正是依據這些因素,經過長期的摸索,形成了漢民族農業生產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種”、“輪作拋荒到精耕細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傳承和發展,形成了異彩紛呈、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

  (二)游牧經濟與農業經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方式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1],這是游牧經濟的一大特點。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資料多,不僅有數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類,而且更有獸皮”等各種畜產品。游牧民族出現以后,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員之間進行交換,以及它作為一種經常制度發展和鞏固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他們用來“交換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僅是商品,“而且還獲得了貨幣的職能”[2]。鑒于游牧經濟結構所限,發展不平衡,出于生計和本民族經濟的發展,需要不斷擴大經濟往來,促使他們和其他民族進行物質交換。而雄據中原的漢族,無論在人口數量方面,還是在社會生產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會發達,農耕文化所產生的高度物質文明,對游牧民族自然有著極強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產品——馬、牛、羊、駝等與代表農業民族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糧食、布匹、茶葉等第一次實現了以物易物或通過“茶馬互市”,或依靠“草原絲綢之路”實現之,因此說,游牧經濟天然地帶有商品經濟的性質。當然,它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顯然農業經濟則不具備這樣的特征,它是以封建莊園或一家一戶為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男耕女織”,“自給自足”是這種經濟的寫照。可見,自然經濟不是為了交換而生產,而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或經濟單位如氏族、封建莊園、家長制的農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形式。

(三)畜牧業資源利用率高于農業資源的利用率

  “黑車白帳,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經濟生產條件下,沒有人工種植牧草,只靠天然牧場自由放牧,作為第二生產資料的牲畜,對第一生產資料的天然水草,具有其自然的掠奪性。牲畜一進入草場首先就吃好的,好的不足才吃次的,次的不足就要轉移牧場,游牧民必須隨其畜

群,按季節而游牧,逐水草而遷徙。蒙古民族的眾多部落,夏則居水草豐美的高山草場,冬則居氣溫暖和的山麓向陽處,無論遠距離還是近距離,草場都能得到輪休,而且,游牧經濟投入的是簡單的生產工具和少量的勞動力,因而經濟效益高。牲畜采食牧草的種子和枝葉,缺草時幾乎吃掉牧草全株,相比之下,農業只利用糧食作物的果實,利用率只有25%,效益低下。

  此外,草原畜牧業的豐歉,不是簡單地看參加生產的勞動力的多少,主要依賴寬廣而豐美的草原和是否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游牧生產是一種短鏈生產,天然草場的質量及其變化是決定因素,一年四季的變化,決定了畜群都要經歷的“春死、夏活、秋肥、冬乏”的輪回,但這種游牧生產,凈生產量大,發展快,只要草原上有足夠的生物量,就會出現肥壯的馬、牛、羊、駝。而農業勞動生產就大不相同,一個勞動力使用簡單工具種幾畝地是固定的,要擴大規模就需要改進工具或增加勞動力,說明兩種生產方式在規模經濟彈性上有很大差異。

  當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從事種植業的民族,一方面創造了豐富的精耕細作生產技術,使我國種植業技術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小農經濟導致人口過度膨脹、文化閉塞;而游牧民族從草原生態環境的實際出發,依靠天然草原,自然繁殖,總結出一整套完善的畜牧業技術,一直沿用至今,其弊端則是生產方式結構簡單,對自然的依賴性強,草原生態環境抗干擾能力差。

經濟形態決定著社會文化心態的差異

  縱觀人類文化歷史可以看出一個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不同,那么,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文化心態。在畜牧業生產條件下,由于作為第一生產資料的草資源在游牧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反映到頭腦中對草的認識亦不同,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審美情趣和思維模式。

  自古以來,華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共同創造了較為發達的農耕文化,他們根據不同的地域生產特點,總結出一系列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隨季節的更替,農民進行著有規律的春播、夏鋤、秋收、冬儲的生產活動,長期的農業生活和物產豐盈的文化氛圍,使漢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模式和傳統觀念,比如對草的看法和行為與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對農作物生長具有破壞和抑制作用,農耕民族為了保證農作物正常生長,提高產量,決不允許其他雜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們頭腦中形成排斥草、貶低草、視草為敵的觀念,隨之自然表現在語言詞匯和行為方式之中,以漢字漢語為例,凡草字打頭的詞絕大部分帶有貶義,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對草的鄙視還波及到畜牧業上,一些含有愚蠢、諷刺之意的詞匯常常與牲畜聯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馬”、“牛頭馬面”、“牛脾氣”、“馬虎”、“馬前卒”等。由此可以見得,農耕民族傳統文化中涵有輕視、蔑視畜牧業的價值觀念。

  以經營畜牧業為主的蒙古族,對草、畜的理解和認識遠非其他民族能夠達到。因為草原和畜群在其經濟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傳統文化價值取向上表現出一種相反的文化心態,我們可以從大量的民歌、祝詞、贊詞、諺語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證實。風格獨特、內容豐富的民間文學表達了游牧民族對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戀和由衷的贊美。千百年來,蒙古民族遵循著祖先的遺訓,以極其認真的態度對待草場和牲畜。在十三世紀的蒙古社會當中,就制定了嚴格的保護草場的制度,凡破壞草場者,受懲罰,甚至殺頭。

《黑韃事略》中記載:“草生所屬地者,遺火而熟草者,誅其家。”[3]更不允許隨便開墾草場,他們深知“草也好,馬也肥”[4]的道理。從小生在馬背,長在馬背上的蒙古人,對馬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愛馬、惜馬是他們的傳統。在蒙古部落里,哪一個人用鞭子

打馬眼睛是相當于犯罪的。每當打獵或出征之前,部落首領都要對屬人進行愛馬教育,據《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命速別額臺追襲脫黑阿時降旨道:“當惜馬于未瘐時……馬既瘐則惜而無濟矣。”[5]可見,一個民族的概念世界決定了該民族的價值觀,決定該民族的文化特質。

不同的文化淵源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各民族經過長期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和情感趨向,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人們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這種穩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以保護、鞏固本民族文化傳統的主體地位,構成自己的民族個性。在歷史的舞臺上正是通過其獨特的“個性”來展示其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的。

  游牧民族根植于相對隔絕的內陸草原,一代又一代地承載著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使游牧文化這個團體不斷壯大起來。具體地說,它來源于草原文化這個大環境,諸如草場、牧群、冬夏營地、穹廬氈帳、衣裘飲酪及隆重的那達慕、敖包會、祭典、婚禮和佛事活動等等,鑄造了蒙古民族粗獷、開闊、寧靜的個性,猛獸、風沙的侵害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練就了他們的強悍、勇敢、豪放的作風,特別是圍繞這一地域的尚武習性,形成了備受北方游牧民族喜愛的賽馬、摔跤、射箭等競技活動,這是草原牧民勇敢、堅毅、好勝性格的真實寫照。

  的確,特別的性格來自特別的環境,正如著名詩人巴·布林貝赫寫道:“來自大自然的民族是純樸的、粗獷的。清新的空氣,明麗的陽光,晶瑩的露水,給了他們單純的心靈;蒼茫的原野,狂暴的風雪,嚴峻的天空,給了他們粗獷的性格。”[6]大自然賜予游牧民族草原般的胸懷,他們飽經生活的艱辛和樂趣,對外來文化從不排斥,任何時候能夠與自身的傳統文化有機地融為一體,能夠恰到好處地融合、吸收異族文明,使游牧文化具有開放性、時代性的特征。

  自古生活在中原的漢民族,優越的自然環境,良好的生活條件,較為發達的文化事業,使人產生依戀故土、不慕異地的觀念,世世代代面朝黃土的人們,自然對土地的恩澤加倍地感謝。正是由于堅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耕耘勞作,使他們具備了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進取精神,忠貞、禮讓、仁愛的交往態度,嚴謹細膩的思維方式,既有勤勞樸實、內向的民族性格,又有知足、安分、守一的心理習性。這些特點,導致了傳統文化的穩固性、封閉性和排他性。所以,生活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民族往往具有行為模式的從眾,思維模式上的狹隘和單一,缺少個性和特點,不易于融合外來文化,這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在民族文化心態上的表露。

  注  釋:

  [1]  《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宋]徐霆:《黑韃事略》,第6頁。

  [4]  《蒙古秘史》,新譯簡注本,第152頁。

  [5]  《蒙古秘史》,新譯簡注本,第207頁。

  [6]  《大地的引力》,見《巴·布林貝赫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頁。

  來源:《草原文化研究資料選編第一輯》

11选5前三组选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