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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悠久的巢湖地域農耕文化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1月12日17:43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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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湖地域開發較早,遠古時期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1980年從和縣陶店鎮汪家山龍潭洞發掘出土了一具國內現存最完整的猿人頭蓋骨,與此同時還發現了石器、成批的骨角器以及各種動物碎骨、灰燼物質,時間距今20-40萬年。同樣在上個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巢縣(今居巢區)銀屏鎮銀山村進行考古發掘中,獲得了距今20萬年前人類的一塊枕骨、一塊上頜骨,表明銀山人屬于早期智人。同時發掘出的哺乳動物化石有中國鬣狗、腫骨鹿、小豬、劍齒象、貘、犀牛、獾、豺和野豬等。從動物種屬看,當時居巢區一帶為山地環水,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大片的草原、湖沼、河流,氣候溫暖濕潤。這說明地處長江下游的巢湖地域,存在著燦爛悠久的原始文化,也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一、源遠流長的稻作生產

民以食為天。生存是人類誕生以來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人類所能吃的東西,主要就是植物和動物。因而,在人類尚未學會生產食物之前,就是單純地向自然界索取、采集與狩獵。

  進入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在選擇生息繁衍的家園時,基于生存的考慮,氣候溫暖、水源充足、河流密布、崗地相間的巢湖地域,成為先民聚落生活的較為理想之地。

  聚落是伴隨著農業經濟出現和人類定居生活開始而出現的。由漁獵而農業,由遷徙不定而形成相對穩定的聚落,是農耕文明發展的基本模式。農耕生活雖然艱辛、單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必須付出艱辛的勞動;遇到洪水災荒,還會顆粒無收。但先民認識到,其穩定性仍然是漁獵所無法比擬的。

  稻作農業是稻作農業區新石器時代居民的一項重大發明。此時,巢湖地域出現了一些固定的居民點——聚落,如肥東大陳墩、肥西古埂、含山大城墩、含山凌家灘等。其中以含山凌家灘的文明程度最高,在含山凌家灘聚落遺址內,發現既有大型宮殿、祭壇、神廟等標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齊的房屋、墓地,又有護城壕溝、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禮器、石器、陶器等。這些玉器與同一時期其它遺址發現的玉器相比,其精美程度和工藝水平是罕見的。考古學家由此推斷,遠古時期的凌家灘是一座繁華城市。

  城市的出現是文明發展的標志。表明當時凌家灘一帶,既是一個行政中心,同時也是“養殖業、畜牧業、手工業初步形成規模”的一個地區經濟中心。而凌家灘發達的玉文化應該是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后盾的。在凌家灘遺址廢棄建筑的紅燒土塊中,發現有用稻殼稻草作摻和料的現象,表明凌家灘時期的人們從事稻作農業。而且,這里的聚落經歷了一段長期穩定的社會發展過程,經濟發達、物質充沛、氏族居民安居樂業。人們創造和生產的物質財富不僅能夠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還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和勞動力來生產奢侈品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中心不可能是孤立的,既然存在著凌家灘這個行政、經濟中心,那周邊地區就一定存在著呈散狀型分布的、數量可觀的聚落,支撐著這個中心。

  稻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中國是亞洲稻的原產地之一,其馴化和栽培的歷史至少已有7000年。在同屬于新石器時期巢湖區域的肥東大陳墩、肥西古埂等一些新石器遺址中,也多次發現過炭化稻谷凝塊和燒焦的稻粒。而在稍晚一點的含山大城墩二里頭時期的地層中,發現過成片堆積的炭化稻谷,經鑒定有秈型和粳型兩種。這說明大城墩的先民們已經能夠區分并熟練掌握兩種水稻的種植技術了。顯然,稻作農業在一些聚落中已逐漸成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這些表明,巢湖區域早期的農業生產,是以稻作為主的,屬于我國傳統的水稻種植區。同時出土有石刀、蚌刀、蚌鐮、石鏟、石鋤等農業生產工具,以及陶杯、陶盞等飲酒器皿,表明當時的農業種植面積在不斷擴大,生產水平在不斷提高,已有多余的糧食來儲存、釀酒了。

  這是大自然的恩賜:亞熱帶氣候,雨量充沛,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有著良好的水、熱、光照條件,適于農作物的生長,尤其是水稻的生長。稻米是巢湖地域居民的主食,巢湖地域一直享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勤勞智慧的先民,曾創造出達到一定高度的農業文明。目前雖然很難得出稻作農業進步幅度的計量數字,但它的發展可以從聚落數量增加、面積擴大、文化堆積變得厚重而長期等許多現象上體現出來,因為這些變化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而在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稻作農業是在不斷發展的。曹魏時期的劉馥是在西漢人劉信基礎上重修七門堰,用它發展水田,推廣種稻,很有成效。宋代人記載:“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種稻。”糧食作物中,稻米在農業生產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僅從1910年征收的田賦中可以看出:政府從廬江、無為、居巢、和縣、含山征收的稻米達到27884石多,而同一年征收的麥子僅為152石多(《皖政輯要》黃山書社、第219、222頁);根據1919年安徽省60縣經濟調查,巢湖區域的水稻種植面積達3213674畝,水稻產量達6270974石;而(小、大)麥種植面積為646022畝,麥類產量達951744石。水稻種植面積占稻、麥種植總面積的83.3%;水稻產量占稻、麥總產量的86.8%。(《安徽近代經濟軌跡》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9-111頁)考慮到古代先民更多的是靠近水源生活、耕作,加之人口不多,想必稻作在整個糧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會更大。

  所以說巢湖地域的稻作生產源遠流長,至少已經有5300年以上的歷史了。
 
二、稻作生產產生的農耕文化
 
所謂文化,既是指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也指人們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中國古代農耕文化,主要是由北方的旱作農業和南方的稻作農業兩大體系構成。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經濟形態顯然是與其自然環境特點相適應的。

  稻作農業的出現和發展,帶來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這些決定飲食結構,飲食結構決定人的體格與性格,人的體格和性格最終決定了文化的特征,而文化的特征也決定了人們的價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關系。

  稻作農業在耕作方式上經歷了火耕(刀耕火種、火耕水耨是不同階段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相對于刀耕火種來說一個進步。所謂“火耕”,是水稻收割后,秋冬時節將留在田間的稻稈以及雜草放火焚燒,化作灰肥。“水耨”,是在水稻生長到一定程度后適時除掉伴隨而生的雜草,并灌水將耨斷的雜草漚腐,化作肥料。經過這種改革,水稻產量有了提高)——鋤耕(耜耕)——犁耕3個不同發展階段。在耕作制度上經歷了撂荒耕作制、輪荒耕作制、輪作復種制和多熟制等幾個發展階段。

  稻作生產,早期主要是靠天吃飯,受自然界制約的因素很多。由于當時人們的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有限,對客觀世界還不可能有科學的認識,對制約農業生產的一些自然因素和災害現象無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往往把它們看作是自然的恩賜和懲罰,以為自然界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因此加以崇拜,進行祭祀,祈求其保佑和恩賜,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增強自信心,從而導致原始宗教的萌芽。原始宗教的范圍和內涵非常廣泛,由于農業生產是當時最重要的經濟部門,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所以有關農事的崇拜和祭祀也就成為其最主要的組成部分。而稻作生產中的農事信仰活動,最重要的是對天、雨(水)、農神予以人格化而加以崇拜,即農民在從事稻作生產過程中,遇到風調雨順時,獲得大豐收;遇到自然災害時,就歉收乃至顆粒無收,便對某些自然力產生感恩和畏懼。太陽、水都是水稻生長不可缺少的要素。巢湖地域多水,稻作農業對水的依賴,生產方式導致了這一區域的人們與水有特殊的感情,當遇到旱情,稻生長需要水時,人們祈雨;而遇到洪澇時,人們又欲止雨。其中的祈雨禮儀形式復雜而多樣,有敬神、娛神、驅使等類型。祈求各位先祖神靈對農業生產的總體和各個階段(如動土、播種、青苗、嘗新、收獲、入倉等)給以保佑,以達到豐收的目的。

  中國社會始終是以自然經濟和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農耕社會,農耕社會大體是一個自足的生態循環封閉系統——人的食物是馴養的動物和地里長出來的植物;并以植物作為燃料和農具原料;人畜的糞便和草木灰則是恢復和增加地力的上好有機肥料;天人合一的生態觀有利于保持生態平衡,反過來又滋養了人與動植物,增強抗災能力和提高生產力。

  四季分明,農事活動的張弛有節,也產生了與稻作活動密切相關的節日、習俗,反映出農業生產各個重要階段人們的迫切愿望和習慣。農事節日多,且具有潛移默化特點,時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術色彩越濃厚。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農業水平的提高,有些農事節日隨之不斷演變發展,有的節日已僅存形式或象征性內容,由于人們所處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種植作物有所不同,其節日內涵也顯得豐富多彩。

  農諺是生長在土地上的絢麗花朵,是農村得天獨厚的寶貴資源。農諺不僅文字洗練,合轍押韻,生動易記,有的還揭示了農作物生長的規律,概括了深刻的思想內涵。巢湖地域流傳著很多的農諺,古代的稻作農業多半以“靠天收”而決定收成,民眾常常憑天氣、物象和經驗來預測年景,“立春”日晴天最好,農諺說是“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好雨下三場,糧食沒處藏。”“立春三場雨,遍地都是米。”“一陣太陽一陣雨,栽下黃秧吃白米。”“立秋三場雨,秕稻變成米。”“立秋三場雨,遍地出黃金。”“立了秋,那里下雨那里收。”“處暑里的雨,谷倉里的米。”“黃梅天,十八變。”“黑夜下雨白天晴,打的糧食沒處盛。”有培育壯秧的農諺:“秧好半年稻”;有關于插秧技術要求的農諺:“會插不會插,看你兩只腳。”“早稻水上漂,晚稻插齊腰”等;有關于施肥技術要求的農諺:“積肥無他巧,十字訣記牢。燒熏挖換掃,割漚堆拾澇。”“要想多打糧,積肥要經常。”“豬要圈養,有肥有糧”等;有關于田間管理的農諺:“處暑根頭摸,一把爛泥一把谷”等,強調中耕的季節及重要性;有關于土地的農諺:“地靠人來養,苗靠肥來長。”“莊稼百樣巧,地是無價寶。”“人養地,地養人。”“人糊田,田糊人。”;有關于勤勞的農諺:“人缺地的工,地缺人的糧。”“賴地怕好漢,好地怕懶漢。”

  稻作生產年復一年,要付出極其艱辛的勞動,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簡單重復、穩固的生活方式,并且還要和自然作斗爭,需要極為堅忍的和一絲不茍的精神,空話無補于農業的收成,弄虛作假同樣不會有好的報償,從事稻作生產的人會逐漸形成務實的心理趨向,自然容易產生循環往復、恒久不變的保守意識。

  以食用稻米為主要生存方式的巢湖區域的人,植物性食物養育了他們纖巧靈活的體格,日日面對賴以生存、精心呵護的柔弱的莊稼形成的只能是細膩、溫和的品格。所以,創造的文化自然是溫和的、精致的和充盈著靈氣的文化。
 
三、巢湖地域農耕文化與周邊農耕文化的關系

農耕文化具有穩定性、典型性、積累性。與逐水草而居、四時遷徙、帳篷為家、肉食為主,具有分散性、流動性的游牧文化相比,顯然是處于高位的、更文明的階段。

  巢湖地域農耕文化既與農耕文化、周邊的稻作文化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個性的一面。共性的一面,農耕文化大抵是一種有根的內斂自足型文化,其核心就是血緣群體共有制基礎之上的群體主義觀念。諸如農耕文化的命根子是土地,從而形成安土重遷觀念、血緣倫理觀念、群體至上觀念、大一統觀念等基本文化特質。由此又生發出,諸如重天道循環而輕創造發展、重形象綜合而輕邏輯思辨、重等級專制而少民主意識、重關系權衡而輕法制平等、重群體生存而輕個體自由、重應用技術而輕實證科學、重傳承因循而輕改革變異、重倫理秩序而輕個人奮斗、重子孫繁衍而輕個體素質等。穩定平和的農業經濟,鑄就中庸的人格;世代相傳、聚族而居,形成強烈的家族本位意識、重倫理輕自然社會觀、崇老尚古的歷史觀、安土重生的生活情趣等。

  構成地域文化不外乎有兩個因素,一是地理環境,二是社會結構。古人早就注意水土風物對民俗文化的影響,所謂“橘生淮南為橘,生在淮北則為枳。”“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如和州志記載:“隋志說歷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后,俗尚淳質好儉約,而到了清代,乾隆以前風尚淳質,勤穡務本,學無畸士,市無莠民,今(光緒年間)習染稍侈,尚未失質樸之遺。”

  我們所說的巢湖地域概念,通常是指古代沿襲或俗成的歷史區域,它在產生之初可能就不一定是精確的,只是大體上指巢湖流域,即環巢湖一帶。由于巢湖與長江相連,屬長江流域。但其本身的流域面積近1.4萬平方公里,自成體系,是長江流域中一個較小的地理單元。漫長的歷史風塵逐漸泯滅了地域的地理學概念,滄海桑田,人口流動、遷移,景物易貌,加之行政區劃的頻繁變動,不確定性增強,只剩下大致的名稱了。鑒于巢湖的行政區域是巢湖流域的主體部分,是巢湖文化的重要生源之地,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巢湖地域,一般指的是巢湖流域和行政區劃的疊加,主要是指巢湖市行政區劃范圍內。同一個文化區總有在文化上均一的共性,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復合體。一個文化區內即使自然地理特征有很大的差異,在文化特征方面仍具有共同的空間屬性。所以我們在尊重共性的同時,更加重視巢湖地域農耕文化的個性。

  巢湖地域的古代農業耕作活動文化有其自身特點,也有其兼容性。隨著以稻作為主體的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農耕文化的內涵也不斷豐富,并可大致分為農耕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大類。物質文化指諸如農業種植、生產器具等為生存所需要的物質資料,而精神文化則是指諸如植根于稻作農業的農耕文學、民俗。其中包括反映稻作農耕的文學、詩歌、繪畫、諺語、文化娛樂及稻作農耕民俗中的農事節日、宗教禮儀等精神層面的東西。

  巢湖地域地處江淮之間、華東腹地,是連接中原與東南地區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交融、傳播、碰撞的地區。華東腹地,在古代通過肥水連接淮河、通過濡須河連接長江,是連接中原與東南地區的重要通道。春秋時期是楚國與吳國的交界地,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傳播、碰撞的重要地區。連接著長江和黃河兩大文明起源區,既有南北方文化及其影響因素,又有自身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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