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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客家歷史人物—詩人、雕塑家李金發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1月14日17:29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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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南粵客家的憂郁少年
   李金發在一首懷念故鄉的詩中曾這樣寫道:“我的故鄉,遠出南海一百里,/有天末的熱氣和海里的涼風,/藤荊礙路,用落葉諧和/一切靜寂,松蔭遮斷溪流。”這“遠出南海一百里”的地方,就是地處我國南疆,號稱“嶺東上國”的廣東梅縣。梅縣歷史上曾涌現出許多杰出人物,在現代有新中國開國元勛之一的葉劍英元帥,近代則有“詩界革命”的主將黃遵憲,愛國詩人 丘逢甲,辛亥革命烈士溫生才、陳敬岳等。
   1900年11月21日,李金發出生于梅縣梅南鎮羅田徑上村的一個華僑之家。原名李權興,別名李遇安,“李金發”是他用得最多的筆名,其他的筆名還有李淑良、金發、今發、藍帝、肩闊、彈丸、瓶內野蛟三郎、片山潛雀等。
  梅縣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區,也是著名的僑鄉。李金發的家庭,就是梅縣成千上萬華僑家庭中的一個。
  李家的祖籍為福建省寧化縣石壁鄉,傳到李金發已是二十三代,而李氏家族是第七代才遷到羅田徑這個地方來的。李金發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貧苦農民。父親李煥章像梅縣大多數華僑一樣,也有一部飽和著血淚的奮斗史。他二十歲左右曾在一個堂叔的鹽店里做工,后冒險到離南非洲左岸不遠的英屬毛里求斯島去謀生路,并在經營“糖房店”上取得成功。于是他一面在海外經營他的事業,一面則在家鄉梅縣購置田土和興建房舍“承德第”。
  李煥章先后娶夏氏和朱氏,共生下李金發兄弟五人和姐妹八人。李金發為朱氏所生,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母親朱氏是性格很和藹的人,雖沒有文化,但對子女頗有家教,很受鄉里人稱贊。李金發開始懂事不久,他家的新居承德第即已建成,父親李煥章也從毛里求斯告老還鄉,而將那里的商務交給李金發的大哥權秀去處理。
李煥章回來后,為了讓兒子將來能到南洋去繼承和發展他的事業,他經常教育兒子當“志在四方”,并圍繞“勤儉”和“字墨算盤”這兩個中心對兒子進行嚴格的管教。李金發兄弟大清早起來,要將“三堂兩橫”的承德第打掃得干干凈凈才去上學。農忙時節他們要和大人一道參加耕田、打禾、曬谷、放風車、看牛等各種農活。而生活則過得十分節儉,平時常以粥和雜糧為主食,肉食極少,每十日八日才能略嘗到一點油葷。過分的節儉影響了李金發的健康,造成他兒童時代不斷為各種疾病纏繞的痛苦。加上父親“字墨算盤”教管也極嚴,簡直不讓兒子有余暇去自由玩耍,連蹦跳、嬉笑、大聲叫喊、吹口哨以及游水等都在禁止之列,稍有放肆即呵斥責罵,使李金發感到生活的乏味和愛的缺少。而母親由于兄弟姐妹太多,也就常常無暇顧及,不能事事體貼入微。所以李金發曾感嘆說:“我的童年是在無生趣中過去的。”這種管束過嚴、缺乏生趣、少愛多病的童年生活,就在李金發身上埋下了孤獨、憂郁的最初的種子。
   李金發六歲開始入本鄉蒙館“破學”讀書,那時還是前清末年,先生教的是《幼學瓊林》和《圣諭》之類。到了民國初年,鄉中蒙館改為小學,但教學內容和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逐年增加了一些《詩經》、《唐詩》、《左傳》之類較深的讀物。
   1915年,李金發在本鄉小學畢業后,開始到梅縣縣城的高等小學(相當于后來的初中)讀書。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國文之外的數學、物理、地理、英文、國畫、體育等新的課程。但學校對學生的要求主要看重中文,而李金發也主要對國文課較有興趣。高小三年,李金發主要打下了較好的古文基礎。其間,父親李煥章于1915年夏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1917年冬,李金發高小畢業,但拿不到文憑,因為教育廳規定實行秋季始學、秋季畢業,他們須再讀半年才成。學生們一怒之下,紛紛退學,李金發也隨之退學回家,在閑居無聊中打發日子。他后來深悔自已由于“先天的遺傳”,“從小就多愁善病,對一切都悲觀,沒有勇氣向前奮斗”,所以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考入縣城第五中學繼續讀書,因為擔心一旦落第太失面子。退學以后,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擺在李金發面前:今后怎么辦?前途在哪里?當時他已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進入青春時期,性格又偏于孤獨內向,本來就有不少苦悶和煩惱,更何況又碰上中途輟學,為前途問題所困擾,于是他陷入不能自拔的苦悶彷徨之中,成天躲在書房里,耽讀《玉梨魂》一類的鴛鴦蝴蝶派哀情小說和《牡丹亭》一類的戲曲,特別是把鴛鴦蝴蝶派哀情小說讀得如醉如癡,“倦了就睡,醒了再看,養成徐枕亞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這在李金發的性格上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童年時代在他身上埋下的孤獨、憂郁的種子,此時由于鴛鴦蝴蝶派哀情小說的熏陶而進一步發展和定型化,使孤獨憂郁、多愁善感成為少年李金發的一種精神氣質乃至審美情趣,而正是這種精神氣質和審美情趣成為他日后在法國與以憂郁為重要美學特征的象征派一拍即合的重要的內在因素。
  1919年初,李金發與高小同學黃禮泰等一起赴香港,先入譚衛芝補習學校讀英文,半年后轉入圣約瑟中學(俗稱羅馬書院)。后者是一所教會學校,李金發在這里接受了一段短暫的英吉利式正規教育。到本年底,終因思家心切而告別香港,回到家鄉羅田徑。
  回家過后,很快就是舊歷的新年。新年過后,在母親朱氏的主持下,李金發于1919年春與自幼即被收養作童養媳的朱亞鳳結婚。婚后過了一段甜蜜、安適的生活,并開始閱讀《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還讀了不少唐詩和其他古化詩歌,以及評述歷代詩作的袁枚的《隨園詩話》等,并開始學著寫了一些舊詩。
  按照“男兒志在四方”的古訓和家訓,李金發是不能長期在家株守的。不久,在二哥權榮的催促、鼓勵下,經與在上海的一位同學聯系,李金發遂決定在當年暑假以前到上海去繼續求學。

                       二 卷進赴法勤工儉學的大潮

李金發于1919年夏來到上海,當時正值興起于20世紀初的勤工儉學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他很快被卷進了這一股時代的浪潮,從而鑄成了他到法國留學的命運。

李金發來到上海之初,曾考慮過入復旦大學,還報考過大同書院和幾所學校,但均未入學,因為他很快就被另一種選擇所吸引。當時,上海是赴法勤工儉生出海的必經港口,一批批勤工儉學學生陸續從這里乘船赴法,上海的報刊也正大力宣傳勤工儉學的好處,而恰好與他同住的青年中有兩人是極熱衷于勤工儉學的,對他作了不少鼓吹,致使李金發對赴法勤工儉學也十分神往和躍躍欲試了。他先考進了上海的留法預備學校,準備先打下一定的法文基礎和學習某些工藝技術,以便到法國后有一謀生的手段。但學校在正式上課之前,即聽說第六批赴法勤工儉學生即將放洋,名額還很多,愿去者可從速辦理手續。李金發和他的幾位同學遂加入這頗帶傳奇意味的冒險,決定即刻去法國了。

與一些抱著認識世界、改造中國的宏愿赴法勤工儉學的熱血青年不同,李金發當時的人生信條還只是一個籠統的“男兒志在四方”的古訓和家訓,并在這一想法的支配下四處尋找讀書上進的機會。而赴法勤工儉學正好給他提供了這個機會。他是帶著一定的盲目性卷進這場赴法留學的大潮的,而這就決定了李金發后來在法國與留學界主流的隔膜與疏遠。

1919年11月,李金發和他的同鄉林鳳眠等十六多位有志勤工儉學的青年一起,登上一艘英國商船離滬赴法,同船者中包括后來成為共產黨人的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飛等。由于李金發第六批赴法勤工儉學生大都未經國內留法預備學校培訓,不懂法語,實際上并不能立即開始“勤工”。所以他們抵馬賽后,很快便由法華教育會安排在離巴黎不遠的楓丹白露市立中學先學法語。

在楓丹白露,李金發雖未“勤工”,但立即開始了“儉學”。當時他們的學費和膳宿費是由法華教育會直接付給學校,錢數不多,學校對他們的安排也就因陋就簡。住宿條件很差,校內甚至沒有供學生洗澡的浴室。李金發等好幾位學生因初到法國不久,還未得到家里的接濟,無錢購買大衣,以致他們不得不輪流穿起一位姓黃的同學的舊大衣到街上去洗澡。盡管生活十分清苦,李金發在學習上仍非常刻苦用功。在課堂上聽不懂一位法國教師馬丁先生講的“現在”、“過去”、“將來”這些時態,他就在課后捧著字典自學,成天“坐板凳,翻字典,呢喃,抄錄”,“攻苦異常”。幾個月后,他就居然可以借助字典閱讀都德的《小東西》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文學作品了。

半年過后,即1920年夏秋,李金發和林鳳眠等同鄉的五六個同學又轉到法國東部的布魯耶爾市立中學就讀了半年,讀的也是教中國學生法語的“特別班”。在此之前,他們這些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上的關系,從當年2月底以后有關費用即由學生自理。從此,李金發和林鳳眠便屬于自費留學。但他們都不愿再讀“特別班”僅學語言了,而決定開始專業上的學習。

林鳳眠選擇的專業是繪畫,而李金發選擇了雕塑藝術。李金發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一是醉心于法國那些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認為這是中國還沒有的藝術,很有發展前途;二是受五四運動的影響,認為文藝是高尚的事業,值得一生努力。同時,有一次他和同學到森林里去游玩。隨手在樹上刻了一個“L”,同學們都加以稱贊,說他有雕刻的天資,于是便決定學習雕塑。

1921年春,李金發與林鳳眠一起進入位于法國中部的第戎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在這里接受了最初的美術啟蒙教育。但這所學校條件很差,師資缺乏,他們二人回顧在此半年,所獲無幾,于是便經第戎美專校長的介紹,到國立巴黎美術學院的雕刻教授布謝和歷史畫大家高爾蒙教授名下去深造。

從楓丹露到第戎這座“百鐘之城”,一年半期間,李金發首次確定了自已事業的方向,完成了從語言學習的過渡與轉換,并開始向他向往已久的巴黎進發了。

 

             三 巴黎拉丁區的藝術學徒

李金發和林鳳眠于1921年秋來到巴黎,并一起在拉丁區塞納河路的小旅館里。那是窮留學生和下層市民的聚居區,同時又是彌漫著不尋常的文化歷史氛圍的地方,歷史上許多名人如羅丹、大仲馬、小仲馬、福樓拜、莫泊桑、笛卡爾等都是從這個貧民區奮斗出來的。

巴黎美術學院位于拿破侖路,它是法國藝術的最高學府。因為第戎美專校長的介紹,李、林二人很快被學院收錄,李金發收在布謝教授門下,參加雕塑班的學習,林鳳眠則收在高爾蒙教授的門下研習繪畫藝術。在此之前,已有徐悲鴻、方君壁等在那里學了很久。          

李金發來到巴黎之時,正是印象主義、后期印象主義畫派和以羅丹為代表的雕塑等新派藝術風摩法國藝壇的時候。但是,以學院派為主的巴黎美院的教授們仍堅守傳統藝術的陣地,以古典的、寫實的技術法來教學生。繪畫班以木炭畫為主,雕塑班以泥塑為主,上課的主要方式就是讓一群學生圍著男女裸體模特兒,去素描或雕刻。

李金發是一個“極肯下死功夫”的人。而此時的他決心要做一個能在歷史上留些痕跡的藝術家,因此在學習上就更加勤勉刻苦。他一面在學校上課,一面還自已廣泛涉獵了法國歷史的美術名作。在學院,他主要按照教授的指導,進行寫實的美術技巧的基本訓練,一般都是上午在課堂上畫模特兒或練習泥塑,下午做大理石雕刻。為了學做肖像雕塑,李金發經常將黏土帶回拉丁區旅館的半室里去練習。他日后回國在雕塑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肖像方面,可能與他此時的研習有關。他還同時致力與炭畫、油畫、素描和速寫的訓練,常在下午擠出時間到蒙巴那斯大街的“自由畫室”去速寫人體(著名畫家徐悲鴻、雕塑家江小歉和詩人艾青等都曾先后在這里畫過模特兒)。

由于李金發“肯下死功夫”勤奮學習,他在主攻的雕塑方面進步相當快。1922年春,他為同在一起留學的林鳳眠和劉既漂各做了一個石膏像,并讓工匠照模型做成花崗石雕像。在朋友的慫恿下,他把這兩個頭像送到規格很高的巴黎春季展覽會去參展,沒想到居然都被選中了。這是中國人雕塑作品第一次入選巴黎美展,因而在老師和同學中引起了相當的轟動。

李金發在巴黎美院期間,保持著自幼養成的“少年老成,束身自好”的態度,置身于繁華大都市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圈子之外,過著一種節儉清苦和孤獨寂寞的行活。他曾回憶說:“那時我的生活真簡單,一天食兩餐,花六毛錢,早餐也不常食,衣服冬夏皆是一套黑嗶幾”,“沒有女朋友,沒有中外諸色人的交際,沒有人保護(那時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沒有人指導,全是自已死用功,自已摸索,沒有物質的享受,所謂花都的紙醉金迷,于我沒有份兒。我是門外漢……”(《我的巴黎藝術行活》)

在巴黎美院,李金發等作為居國新生,備受法國學生的歧視欺侮,林鳳眠甚至曾被強行脫下褲子,兩殿涂上許多油彩,引起李金發的極大憤慨。他還目睹了一些家境貧寒的模特兒的悲慘遭遇,其中有的老模特兒當場暈倒,有些稍有姿色的女模特兒則常被一些紈绔子弟強行發生性關系。有些學生借“化妝舞會”縱欲的行徑也為李金發所不齒,他諷刺說:“能在特殊的領域外發泄他們原始時代的獸欲,是現代文明的特產吧。可惜我們以前抱了敬鬼神而遠之的觀念,沒有參加過這個盛會。”(《邂逅》)

可以看出,李金發與他所生活的環境是格格不入的。他在異國所過的孤寂清苦的生活,所受的異國學生的歧視和欺侮,以及所見到的種種人間悲慘、丑惡的現象,都使他自幼形成的多愁善感、孤獨憂郁的性格有了新的內函和發展。再加上法國象征派詩歌中那種頹廢傾向的影響,于是就使他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孤獨、憂郁和悲觀之中。這種悲觀的情緒,在他此時的雕塑習作中留下了明顯的烙印。他常從學校挑一些泥土到拉丁區小旅館那狹小的房間里,做些《未腐之先》《耶穌》等充滿頹廢、苦難色彩的塑像。一次一位教大理石雕刻的教授到他的住處,不料一開門就嚇得這位教授連退幾步,因為他的雕刻都是人類作呻吟或苦楚的狀態,令人見之如鬼之窟。這種情景和氣氛,可說是生動地照出了李金發這個藝術學徙此時的精神狀態。

 

                        四 中國象征派詩的開創者

在巴黎美學院時期,李金發來回逡巡于藝術王國和詩歌王國之間,讀了不少法國象征派特別是波德萊爾和魏爾侖的詩,而正是波德萊爾和魏爾侖把他引入了象征詩歌的殿堂,使他成了中國象征派詩歌的開創者。

李金發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客家山區的留學生,之所以會走到象征派的門下,是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的:他自幼形成了與象征派詩人類似的孤獨憂郁的性格;他有著象征派相近的對于世事的不滿、絕望和悲觀;他在少年時期形成的欣賞鴛鴦蝴蝶派哀情小說那種多愁善感情調的審美趣味,與以憂郁為重要美學特征的象征派詩歌之間,也有著某種曲折、奇特的溝通和契合。雖然到法國后他接觸了一些人道主義及左傾讀物,但由于與留學界主流的隔膜與疏遠(當時由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等領導的勤工儉學界針對北洋政府和法國當局的好幾場大的斗爭他都沒有參加),所以他對現實的不滿并沒有將他推上積極抗爭的道路,反而使他的悲觀、消極情緒更加濃重,成為他迅速接近象征派的一個重要誘因。正如他自已所說:“那時因多看人道主義及左傾的讀物,漸漸感到人類社會罪惡太多,不免有憤世嫉俗的氣味,漸漸的喜歡頹廢派的作品,鮑德萊(按:即波德萊爾)的《罪惡之花》,以及Verlaine(魏爾侖)的詩集,看得手不釋卷,于是逐漸醉心象征派的作風。”(《文藝生活的回憶》)

由于上述原因,李金發和法國象征派一旦接近,就一拍即合。他奉魏爾侖為自已的“名譽老師”,對波德萊爾也十分傾倒,多次談到他是同時“受鮑特萊與魏爾侖的影響而做詩”。此外“,他還讀了薩曼、雷尼埃、保爾.福爾等不少其他象征派詩人的作品。他就是在這些法國象征派詩人的熏陶下進入詩歌王國的。”

李金發1920年在布魯耶爾即已開始寫詩(《微雨》中有一首《下午》即寫與該地),但那時只是偶一為之。1921年秋到巴黎后,丑惡的現實、孤獨的心境和悲觀頹廢的思想情緒,都把他推向象征派詩歌。這些用神秘朦朧的意象來寄托自已痛苦、絕望情緒的詩,不僅引起了李金發內民心的深深共鳴,而且還同時喚醒了他的詩的靈感。于是,他在拉丁區小旅館那間“僅堪容膝”的房間里,在做那些《未腐之先》的雕塑的同時,也開始操起波德萊爾和魏爾侖的聲調,來唱出他“對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麗”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微雨》就主要寫于這一時期。

《微雨》就其內容來說,無關時代和國家民族的宏大主題,而只是李金發“個人靈感的紀錄表,是個人陶醉后的引吭高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總的來說是悲觀頹廢的,他就象人生道路上孤獨的過客,拄著一支與自已形影相吊的手杖,在“冷風細雨”和“死神般之疾視”下,走過茺涼的“廣漠之野”(《手杖》)。他雖然也曾希望自已的生命之“琴”能奏出“人生的美滿”。但那陰暗連綿的“微雨”不但濺濕了窗上的簾幕,而且“濺濕了”詩人的心(《琴的哀》)。在他眼中,人生如棄婦,最終只能被命運所拋棄,“徜徉在丘墓之側”,無人同情與理解,只有“衰老的裙裾”為她“發出哀吟”(《棄婦》)。 

《微雨》從兩個方面顯示了它的象征主義的特質:一是受波德萊爾《惡之花》的影響,在詩歌審美對象的選擇上,多數的詩都是面向生活中的丑惡面,大量營造死尸、枯骨、血污、寒夜、泥濘、茺漠、死葉等丑惡的意象,帶有明顯的“以丑為美”、“從惡中發掘美”的美學傾向。二是在藝術方法上受法國象征派重象征、暗示的影響,喜歡通過“客觀對應物”來象征、暗示自已的內心世界。而那“客觀對應物”又常是閃爍不定的意象,與被暗示的內容之間是一種捉摸不定的“遠取臂”的關系,需要讀者一點一點地去“猜”。這就給李金發的詩帶來了一種朦朧晦澀的美學特征。

李金發的這些表現了丑怪美而又朦朧晦澀的詩歌,相對于中國古代“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和“五四”時期寫實派、浪漫派的詩歌風格來說,完全是一種陌生古怪的東西,所以《微雨》出版后不久,他即被人冠以“詩怪”的稱號。

1922年,李金發在藝術上和詩歌兩個領域的成績都是相當可觀的。但同時學校里的氣氛讓他感到幻滅,年末又從家鄉傳來妻子朱亞鳳服毒自殺的消息,使他陷入極大的苦悶之中。為了改變一下環境,是年冬他更與林風眠、黃士奇、林文靜(后來蔡元培的女婿)結伴而行,一起到柏林游學。德國作為“一戰”的戰敗國,當時正處于經濟瀕于崩潰、馬克暴跌的“兇年”,而他們是一群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發第二本詩集《食客與兇年》的題名即由此而來。

在柏林,李金發一面在寓所自已練習雕刻和油畫,一面仍將主要精力放在詩歌創作上。他很快就積下了不少詩歌新作,并著手整理從巴黎帶來的詩稿。1923年2月,他編定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微雨》,其中除1920年和1921年的幾首詩外,主要收入了1922年下半年和1923年初的作品。三個月后,即同年5月,他又完成了第二本詩集《食客與兇年》的創作。

從總的傾向上看,寫于柏林的《食客與兇年》基本上是巴黎時期《微雨》的余緒,也基本上保持著象征派詩的統一風格。但此時他對文學革命后中國古代詩歌“無人過問”而只“一意向外采輯”的現象有所警覺和不滿,并開始在創作中對中西詩歌“試為溝通,或即調和之意”(《食客與兇年.自跋》)。可惜他當時沒有找到這種溝通的具體途徑,所以他在這方面的初步嘗試沒有取得明顯的成功。

《微雨》和《食客與兇年》編定后不久,李金發即將這兩部詩稿寄給當時在國內聲望正盛的周作人,希望“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果然周作人不久即給他回信,稱贊他的詩是“國內所無,別開生面”的作品,并將這兩本詩集編入新潮社叢書,推薦給北新書局出版(《微雨》于1925年11月出版,《食客與兇年》于1927年5月出版)

到柏林以后,李金發認識了一位叫格塔.塑伊爾曼(Gerta Scheuermann)的德國少女(后來李金發將她的名字Gerat翻譯成“履妲”)履妲是一個畫家的女兒,在畫家的熏陶下亦頗擅長繪畫。李金發很快由一見傾心發展為一場熱戀。這使李金發享有一段他一生中最具浪漫色彩和幸福感的時光,并觸發了他詩歌創作的新的靈感,使他寫下了不少感情細膩溫柔的愛情詩。

1923年冬,李金發攜屐妲一起離開柏林重返巴黎。1924年初,兩人在巴黎南郊一小鎮結婚,婚后,李金發仍在巴黎美術學院從布謝教授繼續學習雕塑。同年夏,李金發曾偕履妲一起到法國北部的圣凡拉利海濱避暑,給他們婚后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些甜蜜浪漫的色彩。

1924年初冬,由于經濟上的原因,李金發決定應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之聘,回國任雕刻教授。返國之前,他編定了他的第三本詩集《為幸福而歌》。這些詩歌都寫于李金發與履妲從戀愛到結婚的這段甜蜜幸福的時期,是“為幸福而歌”的作品,所以這本詩集一掃李金發過去詩歌中那種頹廢絕望、陰騭低沉的面目,雖然表明其對人生深刻悲觀的作品仍時有時現,但其主調則是愛的絮語和對幸福的憧憬。從藝術方面又明顯向拉馬丁、繆塞 等浪漫派詩人的作風接近,所以《為幸福而歌》大體上可視為象征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織的作品。這本詩集后來由商務印書館于1926年11月出版,編入文學研究叢書。

至此,李金發在留歐其間已創下了奠定他在中國現代詩壇上的地位的三本詩集。這三本詩集,特別是《微雨》的問世,在20-30年代的中國引起了褒貶不一的強烈反響。褒之者稱贊他為“國中詩界的晨星”、“東方之鮑特菜”,貶者則指責他的詩為“笨謎”,“模仿一部份墮落的外國文學”。但褒貶雙方都否認李詩“別開生面”這樣一個事實。朱自清指出李金發是中國新詩壇的一支異軍,是將法國象征詩人的手法介紹到中國詩里來的“第一個人”就是對李詩的缺點頗多指摘的蘇雪林也承認“近代中國象征派的詩至李氏而始有”,她晚年批評李詩的一篇文章還以“新詩壇象征派創始者李金發”作為標題。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國內對于李金發的歷史地位的評價已漸趨一致,那就是:李金發是中國象征派詩的開創者。他的詩集《微雨》的出版,是我國新詩中的象征主義由萌芽走向真正誕生的標志。他的詩不僅開創了中國新詩中象征派,而且也是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的一個源頭。

 

                           五 學成歸國的少年藝術家

1924年11月底,李金發帶著妻子履妲和上海美專預約的教授頭銜,離開生活了五年的法蘭西(其中有一年游學柏林),取道意大利回國。他們先在水城威尼斯盤桓了近一個月,于1925年元旦抵達藝術名城佛羅倫薩和羅馬。在羅馬的四個月中,李金發于游覽參觀之余,利用在佛羅倫薩和羅馬搜集到的材料,完成了《意大利及其藝術概要》和《雕刻家米西盎則羅》兩書的寫作。其間,他的《棄婦》一詩于本年2月發表于《語絲》第14期,署名李淑良。這是李金發的詩作首次在國內公開發表。

1925年4月底、5月初,李金發和履妲從那不勒斯乘一艘日本客輪離開意大利,于6月初(五卅慘案后二三日)抵達上海。

李金發是帶著為創造中國的新藝術盡一份自已的努力的抱負而“學成歸國”的,但當時落后而多難的祖國并沒有為他準備好一心從事藝術創造的象牙之塔。

回國后第一個意想不到的打擊是,上海美專當年招生時竟無一人報名學雕塑(因為在當時的中國專攻雕塑就業會成為問題)。由于沒有學生,上海美專對李金發的雕刻教授之聘無法兌現,他這位“學成歸國”的藝術家很快就成了一個失業的藝術家。

這年12月,李金發的長子明心出世。有了自已的小家,他不能再長期依靠家里的接濟,所以生計問題嚴峻地逼到眼前。這就迫使他在歸國后的若干年里不斷為謀職而四處奔波,并在文學、雕塑、美育、翻譯等領域里多方出擊,成為他一生中生活最不穩定、職業不斷交換、工作頭緒最繁雜,同時也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華的一個時期。

他回國后不久曾被孫科聘為孫中山陵墓圖案的評審委員,并應孫科之請試做中山胸像。1925年10月左右,李金發認識了鄭振鐸,開始向鄭主編的《小說月報》投稿,并經鄭的介紹加入了文學研究會。他同時還與田漢有了交往,曾在田漢拍攝的電影《到民間去》中飾“陪客乙”。

1926年春末夏初,李金發在上海見到蔡培元,兩人建立起了良好的關系。蔡培元為李金發的《意大利及其藝術概要》和《雕刻家西米盎則羅》兩書題寫了書名,并寫了一副“文學縱橫乃如此,金石刻畫臣能為”的對聯相贈,以示對李金發文學和藝術才華的賞識。李金發則應《申報》的要求,為蔡培元塑造了一座內鉛外銅的胸像。

1927年初,李金發赴武漢謀取。經孫科推薦,獲本年3月剛剛成立的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之聘,同時在國際編譯局和武昌美術學校兼職,結識了當時在北伐軍總部任藝術股長的聞一多。春末,結識了當時在武漢國民政府任外交部長的陳友仁(廣東人)。由這層關系,李金發進入武漢政府外交部長任秘書。不久,“四.一二”政變爆發,5月份李金發在漢口《中央副刊》發表《哀熊銳同志》一文,對國民黨在“清黨”中大批殺害共產黨人的行徑表示了強烈的譴責。到了秋天,寧漢合流,武漢政府解體,他便暫時回到上海。

 同年11月,李金發到南京找到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被蔡任為大學院秘書處秘書,兼任大學院藝術委員會委員。

1928年1月,他主編的《美育雜志》創刊,接著又于同年12月和次年10月出版了第二、三期,第四期(復刊號)則遲至1937年1月才在廣州出版。厚厚的四本雜志,在廣泛介紹西方美術思潮、介紹中外古今藝術精品和宣傳現代美育思想等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績,記錄了李金發在美育方面的辛苦耕耘。

同年3月,國立西湖藝術院(后改名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正式創建,林風眠任校長,李金發也從大學院調任該校雕刻教授,在該校任教四年。

在杭州藝術專任教期間,李金發與人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名為“羅馬工程處”的雕刻公司,在三年左右的時間里先后做了安徽馬祥斌軍長和上海名人李平書的銅像,以及上海南京戲院門前35尺的長浮雕。

1930年秋冬之交,其妻履妲由于思鄉心切和不適應在中國的生活,攜帶五歲的兒子明心由上海乘船返回德國,從此與李金發分手。李金發經多方挽回不成,遂于1932年正式與履妲離婚。

1931年冬,李金發辭去杭州藝專的教授之職,關閉了上海的羅馬工程處,回到廣州。回粵后,應孫科之請作了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銅像,接著又應廣東省主席陳濟棠之請作了鄧仲元將軍的銅像。

1932年9月,李金發與剛從執信學校畢業的小同鄉梁智因女士結婚。梁乃是梅縣大族了出身,其曾祖父在清朝任過禮部官員,母親是黃遵憲的女兒。次年7月,猛省出世。

1934年,李金發回國后共創作了大小雕塑作品(主要是人物雕塑)幾十件,其中最著名的有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追隨孫中山的革命軍將領鄧仲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等。作為對有杰出貢獻和成就的人物的紀念,李金發的這部分雕塑作品自有其不可抹煞的一定的歷史價值。在藝術上,他特別注重在寫實中表現人物的精神氣質和性格特征,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作為第一代學習和引進西洋雕塑的藝術家,李金發對我國現代雕塑藝術的開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金發自1925年回國至抗戰爆發前這十多年,在雕塑創作和教學之余,還創作了《世界是如此其小》等主要反映留學生生活的20余篇小說和不少散文,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嶺東戀歌》,翻譯了《古希臘戀歌》、《托爾斯泰夫人日記》、《魏爾侖詩抄》等大量外國作品和論著。特別是,他并沒有完全停止詩歌創作。在杭州美專的四年,他陸續創作了載于《美育》二期上的《懷舊之思》、《臨風叩首》和《美育》三期上置于《靈的囹圄》總題之下的13首詩,標志了他回國后處于低潮的詩歌創作開始有新所回升。

1932年5月,《現代》雜志在上海創刊,應主編施墊存的要求,李金發在1932年至1934年陸續寫了《夜雨孤坐聽樂》等十首詩在《現代》上發表,加入了“現代派”的行列。1931年至1937年間他還在《小說月報》、《前途》月刊等多種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詩作。

據統計,李金發自1925年回國起,到1937年抗戰爆發止,共發表詩歌新作五十多首。他這一期的詩與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的詩歌追求有著某些基本的相通之處,可作為“現代派”詩歌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只是李金發所發出的仍是波德萊爾“惡之花”式的聲調,與“現代派”轉向借鑒法國后期象征主義詩人,并竭力追求西方象征派詩與我國古代詩歌所共有的“親切”與“含蓄”的詩風,顯得多少有些不大協調。另外從他自身的發展來看,他本時期的詩仍然滲透著他一貫的對人生的悲觀,只不過他在巴黎時期的悲觀絕望尚可帶有一種少年狂生式的夸張和模仿法國象征派的明顯痕跡,而回國后的感傷則摻進了一些飽經憂患后的真情實感,顯得更加沉郁和凝重。同時詩歌語言也出現了由艱深晦澀向明白曉暢、樸素真切轉變的一些跡象。所以他本時期的詩雖然“已非當年氣概”,但仍構成他詩歌創作上有成就、有特色的一個階段,值得重視和研究。     

1936年上半年,李金發全家由南京回到廣州。同年秋,被任為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校長。

1937年7月初,李金發奉命到廬山受訓。那屆受訓的多是全國各地中等學校的校長或校務長。但上山不久,即發生盧溝橋事變,持續八年的抗戰終于爆發了。

 

                  六 八年抗戰和外交生涯

李金發在廬山受訓一個月,結束后回國到美術學校時,廣州已處于戰亂之中,學校已不能正常上課。1938年秋,日軍在大亞灣登陸,經淡水而至惠陽,直逼廣州。在廣州于10月21日淪陷之前,學校已自行解體,李金發自已也被戰爭拋入了難民的行列。

1938年10月,李金發攜妻梁智因和次子猛省,在兵荒馬亂之中經過長途跋涉,逃難至越南,經朋友介紹在中國設在海防市的戰時物資運輸處服務,不久被任為人事股長,在這個位置上“為國效力”了將近兩年。

1940年夏,李金發又歷盡艱險,和妻、兒一起由越南回到廣東省戰時省會韶關。是年秋天被任為廣東省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廣東省革命博物館館長。

在韶關,李金發將自已寫作的斗室命名為“仰天堂”,取民族英雄岳飛《滿江紅》詞“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之意。而他從這里發出的第一聲“長嘯”就是寫了《從周作人談到“文人無行”》一文,痛斥漢奸汪精衛和周作人。

1941年7月,李金發和詩人盧森一起創辦了文藝刊物《文壇》月刊,李金發任主編。他在《發刊小言》中明確宣稱其辦刊宗旨是“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抗戰情緒”。

神圣的抗日戰爭,改變了所有詩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他們的創作。同樣,飽嘗了顛沛流離的辛酸,感到祖國人民的苦難,對日本侵略者懷著滿腔仇恨的李金發,此時再也不是那在茺野中與自已的手杖形影起吊的孤獨的過客,也不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發掘“惡之花”的憤世者,而是一位滿懷愛國激情的抗戰詩人了。早在抗戰之初,他從廬山受訓回到廣州不久就揮筆寫下了《亡國是可怕的》一詩,這首詩就像田間的那首《假如我們不去打仗》的著名街頭詩人一樣啟示人們如果不愿當亡國奴,就得與侵略者戰斗。在韶關期間,他又創作了《無依的靈魂》、《人道的毀滅》、《輕騎隊的死》、《可憐的青年》等不少詩篇,控訴了日冠毀滅和平與幸福的法西斯罪行,歌頌抗日戰士的英勇斗爭和犧牲精神。縱觀李金發寫于廣州和韶關的詩,在內容上突破了個人內心世界的狹小天地,轉而關注豐富、悲壯的抗戰現實,在基本調上一掃過去的悲觀陰郁,而出現了樂觀、高亢的聲調,在藝術方法上則除個別詩仍留在象征派的痕跡外,絕大部分都已是寫實的了,語言也出現了通俗化的趨向。這就使李金發成為抗戰時期詩風變化最大有詩人之一。

在韶關的一年,李金發還寫了《異國情調》等三篇短篇小說來描寫海外華僑贊助抗戰的故事和表現客家婦女的悲慘命運。此外還緊緊圍繞抗戰的現實,寫了不少論文、游記和置于《仰天堂隨筆》總題下的不少散文隨筆。這些作品后來收入散文、詩歌、小說合集的《異國情調》一書,于1942年在重慶出版。

1941年8月初,李金發離開韶關入蜀。到達重慶后,于當年11月入外交部任歐洲司第二科專員,走上了棄文從政的道路。

1942年11月,李金發被外交部派往廣西柳州的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以外交部專員資格兼任司令部外事處外事科科長,過上一年“投筆從戎”的戰地生活。

1943年底,李金發奉命返回重慶外交部。1944年上半年在夏興關中央訓練團受訓一個月,下半年被外交部任命為駐伊朗大使館一等秘書。

1945年1月李金發由重慶出發,3月底抵達中國駐伊朗大使館上任,開始了他長達六年的外交生涯。不久由于使館回國,他便從當年10月起作為代辦負責館務。

1946年6月,李金發調任駐伊拉克公使一等秘書,代理館務,在這個任上一直干了四年。

在出使兩伊期間,李金發寫作較少,只寫過《近代波斯文學》、《巴格達的素描》等幾篇介紹伊朗伊拉克使館文化及風土人情的散文和短篇小說《鬼屋人蹤》,寄給家鄉的《文壇》月刊發表。

李金發在駐伊拉克公使館代辦的任上一直到1950年此時,國內政局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黨政府駐使館有的緊縮,有的撤銷,大批原駐外使館人員一下由地位優越的外交官變成了無根的浮萍,面臨著今后的出路問題。駐伊拉克公使館雖是暫未撤銷的使館之一,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已加派人擠掉了李金發的位置,所以何去何從,的問題也就緊迫李金發眼前。當時,他由于對共產黨懷有很深的疑懼而不愿返回大陸。加上那時次子猛省尚在美國新澤西州讀高中,兒子的學業是不能不顧及的一個重要問題。于是,經過反復考慮,在觀望了近一年之后,李金發決定全家移居美國。

                   七 海外飄零

1951年夏,李金發偕妻梁智因離開生活了五年的巴格達,來到美國紐約。此時他再也不是中國的外交官,而是一個飄零異域的游子了。

到了美國后必需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謀生。他不愿加入一些大陸流散到美國的原國民黨軍界政界人物的團體或圈子來謀取立足之地,又無充足的資金從事大經營活動。不久他了解到,當時美國介入朝鮮戰爭,雞蛋供不應求,如果辦農場養雞,前景頗為看好。于是他經過調查和比較,在當年秋買下了位于新澤西州林湖的一家農場。決定經營養雞業。這位農民家庭出身,名噪一時的詩人、藝術家,在經過歐洲文化的長期熏陶,并在詩歌創作和雕塑藝術領域有過一番作為之后,終于繞了一個圈子,在此時又回到了祖輩和父輩的生活道路。

買下林湖的農場后,年過五十的李金發在這里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博,而且在頭幾年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他以一種農民式的勤奮和他一向辦事肯下死功夫的精神,仔細鉆研養雞的專業技術,說細了解美國政有關政策、法規,并從銀行得到一筆不小的貸款,將原農場加以擴大,還配了不少機器設備,使農場所養蛋雞和幼雞由原來的一千八百只發展到九千只,一躍而為美國的中級農場,利潤相當可觀。1951-1953年,是美國養雞業的黃金時代,也是李金發經營農場最為得意順手的高峰時期。

到了1954年,形勢開始發生變化。全美雞蛋生產過剩,李金發所在的東部又面臨中西部廉價雞蛋的激烈競爭,更兼社會上逐漸認識到蛋黃于身體的害處,食蛋者大為感少。這就造成供過于求的情況,蛋價一跌再跌。李金發在勉強維持兩三年一,到1958年,蛋價跌至最低谷,已完全無法保住成本和去付銀行貸款的利息。他再也無法支撐下去,欲將農場出賣又無人來買,到1959年初終于不得不依法將農場交出抵押欠銀行的貸款(無贖取)于是八年辛勤勞動的結晶,盡付東流。他唯一感到寬慰的是,長子明心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次子猛省也在此期間從耶魯大學畢業,同時這八年全家過上一種經濟比較充裕的生活,也就不枉這“八年抗 ”、辛苦一場了。

新澤西一役失敗后,年屆花甲的李金發漸入老境、心灰意冷,再也無什么雄心壯志。他在將農場押出去后,又曾在海濱經營服裝店一年,也因不景氣而轉讓他人,并在上海濱賃屋徹底休息了半年,然后于1960年6月返回紐約,定居于紐約長島。不久即加入了紐約有名的雕刻師公會,從1962年起又改在一家雕刻裝飾公司任職,依靠自已的雕塑藝術的一技之長,過著一種無求于人的獨立生活。當然,此時雕塑之于李金發,已完全成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說不上什么的藝術創造了。其間在除了人慫恿下,做過當時美國總統肯尼迪的胸像出售外,他晚年究竟做過什么雕塑作品,就簡直不為世人所知了。

李金發到美國后,1951年至1953年為創業期,集中精力于農場經營,寫作較少。1953年以后,由于農場發展順利,已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所以寫作逐漸增多,陸續寫了不少“仰天堂隨筆”寄給香港的《文壇》雜志發表。同時也為黎明(掛其岳父林語堂的名)主辦的《天風》雜志和在馬來西亞出版的《蕉風》月刊寫了不少稿子。1964年,他將來美后所寫的部分散文、小說輯成《飄零閑筆》一書,交臺北僑聯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們所見到的李金發的最后一本著作。

李金發晚年在美國所寫的散文,以回憶性散文居多,其中如《文藝生活的回憶》、《浮生總記》、《答痖弦先生二十問》等為我們了解他的生平創作道路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此外,評點美國的時弊、表現愛國思鄉之情也是他晚年散文的重要內容。此時期所寫短篇小說,則表現了旅美中國人的生活及深深眷戀自已祖國的心曲。

李金發后來再也沒有寫詩(這里指新詩)。關于停止寫詩的原因,根據他自已的解釋,一是由于感“象征派詩出風頭的時代已過去,自已亦沒有以前寫詩的興趣了”;二是覺得自已年輕時寫的那些象征派詩,只是“弱冠之年的一種文字游戲......那里能登文學史大雅之堂呢”,因此“自三部詩集出版以后,很少作詩,因為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覺得有自欺欺人之嫌”;三是因為他一貫認為詩歌只是“個人靈感的紀錄表”,而他到了中晚年以后,“自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靈感,又何苦要消磨精力,去舞文弄墨?”

李金發一向以身體健壯而自豪。但從1962年開始心臟出現毛病,因此自《飄零閑筆》出版以后,很少寫作。到1971年,心臟病第二次發作,他即毅然辭去一切工作,退休在家,常看看自已喜歡的書、畫報和電視消遣,有時也寫點舊詩以自娛。

隨著身體漸趨衰老,李金發對祖國、家鄉的思念日甚。這種感情除偶爾發為文章外,也常在與梁智因的閑聊中流露出來,這一對相濡以沫、愛國愛鄉的同鄉夫妻,也有著多數飄零海外的華人所共有的一個最大心愿,就是葉落歸根,梁智因曾在給家鄉寫的信中說:“我與李金發雖身在異域,然心恒在祖國”,“愿有日能來歸祖國,作落葉歸根之計”。但李金發這一愿望沒有實現,當時大陸正經受著“文革”的劫難,像李金發這樣“反動”的象征派詩人是無法來的。

李金發晚年仍比較關心國內的局勢,在《答痖弦先生二十問》中曾對“四人幫”橫行時期推行的極左路線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但他對當時支撐大局的周恩來則懷著崇敬之情,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后,李金發曾很快撰文予以悼念。

不久,林語堂于3月26日去世,他又寫了《吊幽默大師林語堂》一文在美國華文報刊上發表。文中說:“不幸的消息,是在不久之前,我則在本刊里吊過周恩來總理,而今又輪到國際聞人林語堂博士了,”他認為林語堂“逃往臺灣是一個失策”,對林沒有回祖國大陸表示“惋惜”。李金發還頗為自信地說:“我還七十六,比你只幼四五歲,但看樣子我還能活十年八年,真可以自慰了”。

但到了1976年末,李金發的心臟病再次復發,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無效,于12月25日在紐約長島的布里瓦醫院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就這樣,李金發帶著未能葉落歸根的永久遺憾,與世長辭了。他的遺體被安葬在紐約長島Farmingdale鎮的松坪墓地。

就在李金發去世的前夕,橫行一時的“四人幫”徹底垮臺,給中國帶來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1978年12月以后,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也迎來了文學藝術的春天。過去在極左路線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文藝流派和作家、藝術家陸續得到重新評價。在此過程中,李金發和他所代表的象征派詩歌也逐漸甩掉了“反動”、“逆流”的帽子,成為人們自由欣賞、研究、評價的對象。如果李金發在冥冥之中有知,他也會為祖國發生的這種巨大變化而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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