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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巴文化—歷史文化—兩司馬、諸葛亮與大理文化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1月16日16:59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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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文化和中原漢文化有著極深刻的歷史淵源,主要表現為先進的漢文化對當時相對滯后的大理文化的影響(有人說文化無所謂優劣,但否定了優劣,也就否定了進步)。一提起這個話題,人們自然就會想到三位文化名人:司馬相如、司馬遷和諸葛亮。兩司馬是西漢武帝時的文學泰斗,又是武帝身邊的重要人物,在漢武帝開始經營云南的時候,他們都曾先后出使過云南。有較確鑿的史料說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西至沫水、若水,通靈山道。”則司馬相如所歷,最遠處當為今之鹽源。說到司馬遷,則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耶笮昆明,還報命。”當時的昆明,乃一少數民族的名稱,居于今之大理一帶。大理海東石崖上有題刻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相傳為司馬遷觀洱海有感而發。雖然人們對兩司馬是否到了滄洱之間還存在疑問,但沒有人懷疑這兩位文化偉人對大理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說到諸葛亮征云南,那更是婦孺皆知的事。諸葛亮自己說是:“五月渡滬,深人不毛。”傳說中有七擒孟獲,立鐵柱紀功迂事。然而,若進一步說到此次征戰的更為具體的情節,則是一歷史的懸案。有學者認為,武侯南征,五月從會理渡過金沙江,人武定元謀,九月抵達滇池,生擒孟獲,十二月即返回成都,其最遠處不過到達今之昆明,無暇亦不必至大理保山一帶。但是,這種說法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因為它無法讓人信服地解釋在蒼洱之地廣泛存在的與諸葛亮南征相關的傳說和歷史遺跡。有學者對與諸葛亮南征相關的古跡作過較詳細的統計和研究;發現古跡分布呈現三個密集區:洱海區、無量山區、滇池區。其中武侯遺跡,洱海區有52處,無量山區有9處,滇池區有31處;孟獲遺跡,洱海區有門處,滇池區僅有1處。

   通過對這些遺跡的分析,可勾畫出武侯渡過滬水后的進軍路線為:滬水——弄棟——白崖—大理——永昌——不毛(駐國),而其回軍的路線卻是由不毛返回大理,而后經楚雄、昆明、曲靖、宜賓回到成都。依此說,洱海地區實乃武侯南征時最重要的作戰區域,特別是石室(祥云)之故、白崖(彌波)會戰和佛光寨(洱源)之戰,更有諸多典籍言之鑿鑿,較具權威的如碑道元 《水經注·葉椅河》、左思《蜀都賦》樊綽《云南志》等。而南沼(德化碑》頌揚閣羅鳳征服云南的功績時也有“七擒縱略,未足多也”之句,明顯是拿他與諸葛亮相比擬。可見,所謂“七擒孟獲”,恐非后世小說家之虛言演義,至遲到唐代,早已傳為美談。與之相應,更有武侯延攬豪杰,冊封龍佑那為王,賜姓張以及于白崖立鐵柱之事。

   歷史的迷霧太深太濃,要一一廓清委實不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大理人說到兩司馬和諸葛亮的時候,常常是把他們作為漢文化的一種象征來看待的。一種先進的有價值的文化,總會對弱勢文化產生較強的吸引力,這是人類文明演進中極其自然之事,其結果是弱勢文化在吸收先進文化的基礎上,使自身得到了更好的發展。這種文化事業上的薪火傳承的能力,才是一個民族生命力的真正所在。正因如此,我們不僅要對像司馬相如和司馬遷那樣的文化巨子抱有足夠的敬意,同時也要對像張叔和盛覽那樣的小人物抱以足夠的敬意。大理人張叔乃一介書生,天資聰穎卻對儒學情獨鐘,他聽說司馬相如到達沫水,離大理還有200多里,便收拾行裝,背上書本去到沫水向司馬相如求教。回到家來不干別的,只在鄉間辦起了學堂,以傳授儒學為一生之業。盛覽則向司馬相如學習作賦的方法,他后來成了一位頗有點名氣的賦家,若有《賦心》四卷。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大理人對先進文化的仰募和渴求之情以及為吸納漢文化所做的切實的工作。他們真正是“見賢思齊”,絕無絲毫井底之蛙式的排外的情結。大理人今天能夠非常自豪地稱自己的故里為“文獻名邦”,張叔、盛覽們功不可 沒。事實上大理人也不會忘記他們,大理古城文獻樓的東墻上鑲嵌著一塊石碑,上面刻有“張叔盛覽故里”六字,這是一種永遠的杯念。張叔盛覽的精神永存。

    至于說到諸葛亮,作為一個征服者,他留給大理人心中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近于膜拜的情感。個中緣由,頗耐尋味。洱海地區被稱為武侯遺跡的多達50余處,有多少是真實,有多少展附會?即便附會,也是一種極為有趣的文化現象。大理人為什么對武侯那樣地信有獨鐘津津樂道?我想,一個純粹的武力征服者,絕不可能獲得那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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