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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巴文化—歷史文化—朱元璋革大理文化的命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1月16日17:01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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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王朝的建立一方面將大理完全融人漢文化圈內,一方面又給大理古代文化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災難的起因大半緣于帝王的個人品格,這是由其所建立的王權政治所決定的。朱元璋作了皇帝之后,其性格中的殘暴和狹隘很快就顯露出來了,而一旦這種狹隘與兇殘表現在文化的問題上,其為害尤其深遠。這位從下層社會出身的太祖皇帝內心十分敏感,比如他在《孟子》中讀到“草芥寇仇”之類的話語,也會老大不舒服,一向在中華文化中具有亞圣地位的孟子竟然因此而被免除了配享孔廟的資格。圣人的境況如此,遑論其他:一個叫高啟的詩人因為涉嫌諷刺而被膜斬;一個叫葉伯巨的老實而聽話的臣子因為響應號召給皇上提意見,說是官封得太多,用刑太繁,求治之心太急,他因此把性命連同他的忠誠一起丟在了獄中;更有一個叫徐一夔什么教授,在例行的賀表中寫了如下賀詞:“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朱皇帝懷疑是惡毒攻擊,因為“光天”可解作“光頭”,“生”可讀為“僧”,“作則”就是“作賊”。徐教授不經意之間拍馬屁把自己的腦袋拍掉了,連那些職業馬屁精看了也會不寒而栗。朱皇帝疑心有人諷刺他,更害怕有人學他的樣子造反,于是有了明初的胡惟庸、藍玉兩件大案,受株連而死的前后達四萬五千多人。
  朱元璋對大理也不放心。當傅友德、籃玉、沐英三將軍平定大理之后,隨著軍事征服而來的是文化的毀滅。朱元璋想學秦始皇,他想讓大理人只知道有朱元璋而不知道有過閣羅鳳、段思平之流或其他的什么人。他的第一個戰略步驟是燒書,“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簡編”,全都付之一炬。那一定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似乎沒有人敢于隱藏點什么,因為歷史證明沒有什么被隱藏下來。隨著那些文化典籍化為灰燼,大理文化的歷史出現了諸多的空白。朱元璋滅絕大理文化的第二個戰略措施是挖掘削平元以前的墳墓,他要把先前的大理文化連根鏟除,不留下一點痕跡,一切重新開始。這一招在中國文化看來是最損也是最毒的,中國重祖先崇拜,又講究風水,挖祖墳是最為忌諱的事情,然而朱皇帝大權在握,他才不會去管別人的感受,他總是哪招最狠就出哪招。一個熱衷研究南詔大理文化的朋友曾為此而感嘆:那次文化清洗實在太干凈了,幾乎是蕩然無存,真讓人難以置信!鑒于元代的教訓,朱元璋對于利用像段氏那樣的土著大姓名家治理大理已失去信心,所以,他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指派沐英作為永鎮云南的總兵官,同時又接受了沐英的意見,由內地向云南大批移民,改造人口結構,對大理土著實行民族歧視政策。一些名家大姓甚至不得不改換姓氏,以便獲得較好的生存環境。楊憲典先生曾在祥云大波那村作過調查,那里有些段氏家族在明初就曾改為李姓,也有的改姓殷,并說看了“殷”就想起“段”。朱元璋在明初對云南大理所采取的這些措施當然有他的可能是很充足的理由,建立一個幅員遼闊的大一統的中華帝國需要鐵的手腕。可無論出于什么理由,朱元璋立國后對云南所采取的這些措施對于大理古代文化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浩劫,其歷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然而,在這場文化的劫難中卻也有新的值得珍視的東西,我指的是一批日本詩僧在大理的出現。今大理古城弘圣寺一塔南面綠玉溪旁有一座棒錘形喇嘛式石砌佛塔,據李元陽(大理府志》的記載,此塔名“四僧塔”,其中所葬之僧,皆日本人,他們于元末明初“遷滴”大理,個個能詩善書。所以,“四僧塔”又可稱為“詩僧塔”。史料中旅居云南有名可查的日本僧人有十幾人,其中到過大理的有鑒機先十天祥、斗南、桂隱等人。斗南是有名的書法家,他的字獨具風格,有“斗南法”之稱,而鑒機先和天祥都是造詣極高的詩人,天祥有兩首寫蒼洱風光的詩特別有名,特錄于下;  十年游子在天涯,

半夜秋風又憶家。

恨殺葉榆城上角,

曉來吹入小梅花。      

 ———《椅城聽角》  

此樓登眺好,

終日俯平湖。  

葉盡村村樹,

花殘岸岸蘆。

漁翁晴獨釣,

沙鳥晚相呼。  

何處微鐘動,

云藏寺鳥孤。

   —《題龍關水樓》  

        斗南和天祥這樣的日本僧人為何流落于大理,相關史料都語焉不祥,李元陽說是“遷謫”,雖未道明原委,但仍可揣測到這當中一定發生過讓人痛苦傷心的事情。有人說他們當中有的是受胡惟庸案牽連而發配到云南的,胡惟庸于公元1380年以謀反罪被殺,受株連被殺的人已達一萬五千多,但朱元漳還不放過他,10年后舊案再審,羅織罪名,其中便有“通倭謀反”之罪。于是有一批日本僧人被卷了進去,重則殺頭,輕則流放。這些日本僧人當然十分冤枉,朱皇帝真他媽的不夠朋友,可是,大理人卻夠朋友,他們去世之后,“學佛化去,郡人伶而葬之”。于是有了蒼山綠玉溪邊的日本詩僧塔。  無論如何,日本詩僧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見證,這里棲息著的是曾為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貢獻并為此付出了代價的日本僧人。我們應該感謝他們到中國來,應該感謝他們為我們留下了那么美麗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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