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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文化—安徽文化—徽州人的“胎記”:怪異方言令外人懵懂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2月18日14:50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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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方言,是徽州人云游四海的一塊抹不掉、洗不凈的“胎記”,也是體現徽州人精神性格的商品標識。多少年來,人們對這種陌生的語言成因及特點,進行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以求尋找到準確的答案,捕捉到演變規律,并從中發現徽州人口遷移,給社會結構帶來的沖擊和變化。但這種至今仍充滿活力的方言,總是讓人難以捉摸,讓人難以親近。到過徽州的人,首先會被這“怪異”的方言古語所懵懂。這個似曾相識,又覺陌生的語言世界,撩給人們一個個不解之謎,也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驚奇詫異。

      語言是人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人類走向社會的工具。它是邏輯思維形成和情感表達、信息交流、社會交際必不可少的工具。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話”或“徽語”,與閩、粵、蘇、浙四大方言并列。這與中原地帶人類種群遷徙的聯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贛之饒州部分區域。徽州方言,跟閩、粵、蘇、浙諸方言一樣,都萌芽于中原古語。但由于歷史的環境差異,它與其它方言間的差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來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遠古的口頭語辭和形象表達習慣。這種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縣”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實際上是指歙縣話、績溪話、休寧話、黟縣話、祁門話、婺源話,至于解放后曾劃歸徽州地區的旌德縣、太平縣、石臺縣,其語多屬下江官話,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歷史上歙縣長期為州治、郡治,統轄休寧、績溪等地,所謂徽州方言當以歙縣話為代表。可是抗日戰爭時期,沿海及外地人紛紛遷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稱。解放后屯溪又長期為地區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話就成了當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為屯溪話、歙縣話、績溪話、黟縣話、祁門話、休寧話、婺源話等七個次方言區。而在每一個次方言區內,又存在著“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況。如績溪話,以徽嶺為界,又分為嶺南話與嶺北話兩大子區域。子區域中,又分若干土話圈。如嶺北有坦頭話、大源話、臨溪話、上莊話。土話圈中又有核心區、緩沖區、擴散區。尤其是徽州邊沿地界,方言交*重迭,錯綜復雜。方言的形成,有著復雜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區域為主要對象的。這些當初生活在中原地帶的家族舉家南遷,最為明顯的信號是引起了語言的種屬分化。徽州歷史上經歷了三次大的人口遷徙,先后有七十八個大姓落戶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當外來種姓反客為主,成為當地最大種姓時,外來語言就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語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語種的主要來源,正是基于戰爭引起的人口集中遷徙。戰爭這種人為外力沖擊,打亂了當地山越人語言的平靜和純潔。生活社區重組,促進了人群的流散和語言交流的速度,導致了新的語言社區整合。另一方面,徽州東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閉山區。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難以來往。相對獨立且偏僻的地理單元,半封閉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與邊緣地界外來語言的同化,阻礙了語言自身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徽州方言特點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語古詞并及其原始表達方式沒有被淘汰,語言環境的相對閉塞起了十分緊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頑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習性。這種群居習俗,不僅在政治上形成了強大的宗法自治體系,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正是這樣的語言環境,造就了徽州語言的個性,使得中原地帶古語音古語言和土著山越語言的保存,成為客觀可能。區域語言自身的特點,使得這種方言很難溶入其它語系并發展。文化的同源性,語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區域語言自身產生了一定的膨脹作用。

      宏觀的考察,只是表明了方言發展的態勢。府內各縣方言間的融合、變化、擴散,仍在不斷地進行。這種語言擴散,由徽州人的種姓繁衍拓展相一致。沿著程、汪、朱、方、胡等徽州大姓始祖遷徙的足跡,不難發現其語言變化的動態軌跡。我們很難說清,歙休兩縣方言對屯溪話的影響,也很難說準,婺源話與祁門之間的異同,績溪與婺源間語言是何等接近,無法相信六縣語言不能相通,更無法解釋土話圈構成中各種“雜音”的來歷。徽州方言,具有語調生硬,語節明快和語詞形象豐富的特點。這種“江淮官話”,有著自己的語音發音體系。其與北京話為主的普通話音區相距甚遠。語音系統最明顯的,是聲母中塞音、塞擦音多數地方,以讀送氣清音為主;韻母中咸、山一二等鼻音韻尾,大多消失或轉化為鼻化音;聲調中,古全濁上聲一般不歸陰去;不少地方還有“n”化韻,而最大的特色是在語言詞匯上。徽州方言保存著大量的古漢語詞匯。一些本已消失的語匯,卻仍舊在徽州人的日常用語中 被廣泛使用。這種現象,既表明了徽州方言,與漢語普通話間的同源性,也表明其發展中的獨立性。如臺(盤)排,即桌子。臺盤是桌子的別稱。而把抽屜叫做“裝臺”。徽州舊俗,無論生前死后一律稱婦女為“孺人”,婚后稱為“老嫗”,稱新娘子為“新婦”或“新人(銀)”而不叫“媳婦”,稱童養媳為“細新婦”。徽州方言自身發展中,創造了許多“形象語詞”。如“擔柱(幫助歇力的拐杖)”、“拾麻(抓石子)”“衫脫(衣服)”、“天雷(雷)”、“豬傻(神經病)、“幫襯(幫忙)”、“門背后”、“腦蓋殼(頭頂)”,反映了徽州人形象思維的特點。有的源于特定的社會生活環境。如“茴香豆腐干”,此系指半途輟業回家的學徒工。“茴香”取“回鄉”的諧音。有的源于古代話本和戲曲。如“梁山上下來的”,指性格豪爽或粗野之人。“陳世美”,指拋棄貧淺之妻的人。“保正婆”,稱好管閑事的人。“和揚婆”,為兩面討好搬弄是非的人。有的源于民間傳說。如“爛肚寶”,指機智恢諧但壞點子多的人。“塌皮秀才”,是指窮困潦倒的文化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徽州文化發達,為方言語匯的豐富帶來了機遇。還有一些是源于日常生活。如騷雞公、辣椒蒂、香油瓶、省油燈草、無頭蒼蠅等。語詞創造又是徽方言的一大特色。如“頭”、“佬”、“子”、“家”等,綴于詞后,表達一種特定的含義。“老子”、“*子”、“啞子”、“兒子”;“日本佬”、“和事佬”、“屯溪佬”、“悶呆佬”;“老人家”、“小官家(小伙子)”“女家”、“細人家(小孩子)”;“屁股頭”、“后門頭”、“灶下頭”、“上屋頭”。此外,還有“煞”、“添”、“鬼”、“里”等均有類似的作用。對一些動作性動詞,也可以通過重疊加強效果。如“拍拍滿”、“壓壓扁”、“剁剁吃”、“消消氣”、“走走看”、“歇歇力”等。一些形容詞也可以后綴,以增添語氣或程度。如“酸溜溜”、“硬攪攪”、“火冒冒”、“綠影影”、“毛叢叢”、“白月月”等。


      徽州方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可以挖掘出許許多多遠古文明的信息,更會給深層次地探索徽文化以全新的啟迪。日常口語交流,是生產徽州土語、俚語、諺語的工廠,也是徽州方言詞匯創造的源泉。只要打開徽州的村志族志,都有民間諺語的記載,都能見到諸如九、歙、坎、黨、惲一些怪僻的生字。這是一個語言魔盒。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或日常很少見到的字、詞、詞組,徽州人的方言中則是常見。如彳亍、跌苦(丟臉)、說鱉(聊天)、野(玩)、爾仂(你)、渠(他) 等。只要說得明白,聽得形象,多人接受,便可在一定區域流傳開來。一些古語的無意保留,一些“死詞”的偶然復活,物事的“假借”,說書人的比仿,常常是語言含義延伸,方言自我發展的基本環境。徽州良好的文化氛圍,增添了方言的活力。事實上,語言的發展是相互而不是單邊的,尤其是在經濟迅速發展的環境下,語言變化是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徽州方言區域的界限,既是一種生活圈的界限,也是一種文化圈的界限,更是一種經濟圈的界限。隨著方言固有陣地的開放,方言群落的人為萎縮,方言自身也在發生著無法預料 的變化。這是由方言文化的缺陷性所造成的。同為中原古語,為何唯獨徽州方言發音體系得以保存?同為中原古語,為何這種語調節奏生硬如鐵?同為中原古語,為何這種方言口語與書面造詞如此脫節?這種方言播散途徑,這種方言造詞規律,這種方言演變過程,確實撲溯離奇迷霧重重。但在語言進化歷史的進程中,徽州方言誰也不能忽視它、少看它。我們可以慢慢地欣賞它,展示它,慢慢地剖解它,最終得到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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