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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齊魯兵家的基本特征

中華五千年 2008年02月18日15:28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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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文化是中國古老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它不僅誕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學,而且孕育了絢麗奪目的兵學文化,涌現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孫臏等眾多著名的兵家。宋代官修《武經七書》,作為兵家的必讀經典,其中《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等四部兵書的作者,都出自齊魯大地。這充分說明兵家文化是齊魯文化中的一朵艷麗奇葩,同時也是齊魯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獨具的魅力和風采。齊魯兵家的基本特征,要者有五。

其一,愛好和平。戰爭與和平是一對既對立又統一的政治范疇。向往和平,反對戰爭,是人們共同的愿望。盡管齊魯兵家都以兵學立身,但他們無一不反對戰爭。姜太公主張文伐,即用非軍事手段打擊敵人。《六韜·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文伐手段,相對殘酷的武力爭斗來講,文伐顯然是一種和平的斗爭方式。

齊桓公時,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諸侯,管仲清醒地意識到和平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他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他說:“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強調戰爭是危國憂主之患。

司馬穰苴認為,戰爭是為了保家衛國,除暴安良,并不是為了侵略他國,炫耀武力。即使是攻進“不義”之國,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無暴圣祗,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屬,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這種對敵國的“仁政”,表明戰爭只是懲治“罪人”,并不能傷害人民。

在孫武的軍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強調“全勝”,即不戰而屈人之兵。在諸國對立的情況下,形勢可以由“不戰”向“戰”轉化,也可以由“戰”向“不戰”轉化,孫武強調:“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就體現了由戰向不戰的轉化。盡量用“伐謀”、“伐交”來解決問題。“伐謀”、“伐交”相對“伐兵”而言,實際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體體現。

孫臏強烈地反對戰爭,他說:“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并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孫臏認為,舉義兵是為了禁止爭奪。由于各國的侵略爭奪,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舉兵繩之”,用戰爭來制止戰爭。如果戰爭的目的不是出于對百姓利益的考慮,戰爭就會失敗,所謂“窮兵者亡”就是這個道理。

反對戰爭,爭取和平,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普遍愿望。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莊子也主張:“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但是,諸子大多用說教來勸止戰爭,這在大國爭霸時期是不可能實現的,也無法解決歷史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統一問題,因而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齊魯兵家主張用正義戰爭來制止不義的戰爭,實踐證明是有效的,同時也豐富了這一時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國文化在整體上呈現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格外強調人的意義。齊魯兵家從“重人”的角度出發,無不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和實踐,宣揚人的主體意識。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現在反對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武王伐紂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見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王充在《論衡》中記述此事說:“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兇’。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兇。’”姜太公的這一舉動,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軍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實在稱得上是驚世駭俗之舉。在姜太公看來,戰爭的勝負取決于人事,這充分表現出他對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動蕩的加劇和兼并戰爭的激烈,天命觀逐漸沒落,普通民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漸提高,民本觀念較西周時期賦予了新的內容,民心向背與政治成敗的關系已被人們廣泛認同,這種民本思想對軍事思想領域了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師克在和不在眾”(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對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給予了很大的重視。《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以人為本,首先要愛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順民心,才能發揮人民的積極性。管仲的人本思想還表現在對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權修》曰:“一年之計,莫若樹谷;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在孫子的兵學思想中,對“人”的認識更加深刻。孫武論兵,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間》篇中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謀攻》篇說:“上下同欲者勝。”《行軍》篇說:“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都強調人在戰爭中的作用。

戰國時期,各國普遍建立了常備軍制,兵員數量大大增加,精選將領和訓練士卒成為形勢的迫切要求,對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孫臏更進一步提出了“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訓練出精兵強將,以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孫臏把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認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時和地利,這種唯物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為了達到精兵強將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勝在于篡卒。”即通過嚴格挑選,組建一支高素質的軍隊。《孫臏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專門論述如何精選士兵,充分體現了重視人才,以人為本的治軍思想。
其三,多元文化性。齊魯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齊魯兵家文化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就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互融過程,在齊魯兵家文化的再組合過程中,一方面對外來文化表現出頑強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就國后,出現了“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的狂#、華士以及“以仁禮亂國”的營蕩,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抗姜太公,這實際上是東夷文化對西來的中原文化的對抗。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同樣也發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魯煬公時也曾征伐東夷,這實際上是奄商與周的對抗。

在齊魯地區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撞擊的同時,也逐漸吸收和融進了外來文化,在兵家文化的發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姜太公將周代的司馬法帶到齊國,“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見《李衛公問對》卷上)孫武至吳后,一方面將中原兵學帶到吳地,同時也吸收了吳越地區的兵學理論。吳、越沒有“以仁為束,以禮為固”的思想影響,用兵時大量采用設伏誘敵、突然襲擊等詭詐戰術,頗有點道家和陰陽術數的特點,這必然給孫武以十分深刻的影響。孫武與楚國軍事家伍子胥相善,兩人又同時受命為將,兩人之間切磋兵學理論,相互取長補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孫武在廣泛參與吳國的軍事行動的過程中,必然受到南方軍事文化的影響。《孫子兵法》中公開宣揚“兵者詭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孫武吸納南方軍事文化的結果。

稷下學宮兼容包并了當時儒、墨、道、法、兵、陰陽、名、縱橫等諸家學派,號稱“百家”,而在學宮游學或講學的稷下大師有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環淵、孟子、魯仲連、田巴、荀子等諸子,并稱“諸子百家”。他們自由辯論,相互攻詰,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互補和兼容現象。在稷下學者的辯論內容中,也不乏精辟的兵學理論,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詳考。但《司馬兵法》、《子晚子》以及《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圖》、《參患》、《制分》等言兵著作,當為稷下兵家所作。在稷下“最為老師”的荀子,也有《議兵》之作。稷下兵家雖很少是馳騁疆場的軍事將領,但他們對兵學的探討,無疑豐富了齊魯兵學的內容。

其四,務實特征。齊魯兵家無不以追求事業成功為己任,而他們事業成功的歷程,也就是務實、拼博的人生經歷。齊魯兵家務實,首先表現在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使自然條件為我所用。《孫子兵法》有《地形篇》,通過“地有六形”和“兵有六敗”的論述,來揭示自然地理在戰爭勝負中的作用。孫子將自然地形看作是“兵之助也”。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孫子兵法》中還有《九地篇》,從軍事地理學角度,來論述戰略進攻中實施突襲的若干問題。在戰爭中,重視地點的選擇,實際上就是注重對自然條件的利用。《孫臏兵法》則有《地葆篇》,葆,通寶,將行軍作戰中的有利地形視為寶。

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還表現在因民俗上。民俗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變。姜太公就國后,面對以東萊為代表的抵抗勢力,他沒有強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而是采取了“因其俗,簡其禮”的方針,充分尊重當地的民風民俗,從而贏得了東夷人的擁護。管仲相齊時,根據齊人好技巧、以致富相竟的風俗,“通貨集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這種“與俗同好惡”的政策,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說齊桓公的霸業與管仲“與俗同好惡”的務實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貴勢”是齊魯兵家務實的又一表現。所謂“貴勢”即機動靈活,隨勢而動。《管子》中有《形勢》、《形勢解》、《勢》三篇來論述管仲對“勢”見解。管子認為,凡事順勢則成,逆勢則敗。《孫子兵法》中多次提到“勢”,如“計利已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再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是指孫臏能根據不同的敵情、地形、氣候、陣法等各方面的條件,機動靈活,創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敵的形勢。由此可知,遵天時,就地利,因民俗,順形勢,構造了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

其五,辯證思維特色。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起源于西周,到春秋時期,樸素辯證法有了長足的發展。如老子提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合,前后相隨”。對事物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的認識十分精辟。人們的這種對事物的辯證認識,自然而然地會滲透到兵學理論當中。孫武在以辯證法觀點去分析、總結戰爭規律時,“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對立范疇:敵我、主客、彼己、陰陽、動靜、進退、攻守、強弱、速久、勝負、奇正、虛實、勇怯、避就、專分、治亂、利害、優劣、安危、險易、廣狹、遠近、眾寡、勞逸、迂直、內外、卑驕、生死等等。這些對立范疇,無一不是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見姜國柱《〈周易〉與兵法》,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孫武運用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戰爭,大大豐富了兵學的內容。
司馬穰苴的“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見《司馬法·仁本》)也是以辯證的觀點來認識戰爭。殺殘暴的人是為了保護、安定善良的人,出兵他國,又要愛護他國的百姓,發動戰爭是為了制止戰爭。司馬穰苴還認為進軍要有“節制”,他說:“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這都含有辯證的色彩。孫臏軍事思想中,辯證思維特色更加濃厚。在《孫臏兵法·積疏》中主要闡述了積疏、盈虛、徑行、疾徐、眾寡、佚勞六對矛盾的相互關系,它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轉化,誰善于掌握它,誰就能在戰爭中處于主動,取得戰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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