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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筑文化的研究與創造 吳良鏞

中華五千年 2010年04月09日16:36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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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簡介

  吳良鏞,1922年5月7日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4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獲工學士學位。1948-1950年在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筑與城市設計系學習,并獲碩士學位。

  1950年回國后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系副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籌建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任所長;1995年籌建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教授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為培養建設人才和師資隊伍做出了杰出貢獻,多次獲得國內外嘉獎,1996年被授予國際建協教育/評論獎。此外他主持參與多項重大工程項目和科研課題,如北京圖書館新館設計、天安門廣場擴建規劃設計、廣西桂林中心區規劃、孔子研究院規劃設計、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九五”項目——可持續發展的中國人居環境:基本理論與典型案例研究、滇西北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規劃研究、東北亞地區城市化發展新途徑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八五”重點項目--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環境的保護與發展研究等。其中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兒胡同危舊房改建試點工程獲1992年度的亞洲建筑師協會金質獎和世界人居獎,2000年獲得國家建設部頒布的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城市史綱》(1985,西德英文版)、《城市規劃論文集》(1986)、《廣義建筑學》(1989)、《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1994和1999,中英文版)、《迎接新世紀的來臨》(1996)、《建筑學的未來:世紀之交的凝思》(1999)、《人居環境科學導論》(2001)、《北京憲章——建筑學的未來(中英文版)》(2002)、《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2002)等著作以及近200篇學術文章。他參與創建了中國建筑學會等多個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擔任副理事長、理事長等職,并擔任建筑和城市規劃專業雜志和刊物的主編。在國際學術界享有較高聲望,擔任過多個學術團體的領導人,被美、日、英等國的建筑師學會聘任為榮譽資深會員、俄羅斯建筑科學院外籍院士,并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勛章。

  內容簡介

  吳良鏞院士此次講座的題目名為《中國建筑文化的研究與創造》,從三個方面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

  首先,吳院士分析了新時期的建筑文化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中地域文化的失落,從建筑界國際競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切入,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直言目前中國建筑師正面臨新一輪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競爭,而且中國建筑師對本國建筑文化缺乏應有的信心。另外,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也是造成建筑文化危機的原因之一。吳院士也認為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處于“弱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沒有自覺的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他認為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茫。

  在“城市黃金時代“與城市振興的機遇這一段中,吳院士首先從基本國外出版的建筑書籍談起,引出城市黃金時代的概念,并指出中國城市的黃金時代已經來到,各地建設市場的空前活躍就是明證。在這里吳院士再次重申: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最后吳院士分五點闡述了開拓性地、創造性地研究中國建筑文化遺產的問題:

  1、著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對中國建筑與城市文化的研究;

  2、從史實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

  3、追溯原型,探討范式。

  4、以審美意識來發掘遺產,總結美的規律,運用于實踐

  5、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

  在講座最后吳院士指出:時代在前進,我們追求的目標必須不斷隨之向高處發展,難點在于這移動中的目標本身就需要不斷尋覓,不能固步自封,學術思想總在原地踏步。文化是與時并進的,積極關注中國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國建筑與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來,我們要及早地從多方面入手。中國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總當以東方的思想情操、美學境界啟發新的創造,倡建中國學派,并匯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來不可限量,難于管窺,要有“大海波濤現代人”的胸懷去開拓進取,當然,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道路漫長,跬步千里,我們必需艱苦努力。

  全文

  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穩步發展,建筑設計、城市設計的“市場”欣欣向榮,非常熱鬧。大小競賽不斷,并且似乎非國際招標不足以顯示其“規格”,影響所及,國際上一些建筑事務所紛紛來中國的主要城市“搶灘”,進行一場“混戰”(說它是混戰,因為出題往往未經過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發標、評委組織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國建筑師新生力量在茁長,設計機構在重組,經不住大型競賽的誘惑,因此只能被動地參戰,這不免令人聯想到1920-1930年代中國建筑事務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爭一席之地的情況,盡管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發展,過去與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論,但目前中國建筑師正面臨新一輪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競爭則是無疑的。

  繁榮的建筑市場中的設計競賽,表面上看,是技術與經濟的競爭,實際上也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競爭。一般說來,技術與經濟競爭的目標和要求較為明顯,“指標”具體,而建筑文化的競爭、設計藝術匠心的醞釀則較難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場的競爭戰略觀念已經從產品競爭轉變到智能競爭,要求掌握“核心專長”,即要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優勢智能。有人說21世紀競爭將取決于“文化力”的較量,對建筑來說,頗為確切。中國建筑師理應熟悉本土文化,能夠贏得這方面的競爭,但事實上未必如此,茲舉首都博物館的例子說明。應該說首都博物館設計不是一般的建筑設計,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國文化中心、首位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構思理應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內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實很令人失望,從參賽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標的方案中,我們并不能得到這種印象。這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在國家大劇院設計競賽中,由于操辦者的偏頗以及中國某些同行們的哄抬,那位建筑師揚言“對待傳統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險的境地”,今天試看到處“歐陸風”建筑的興起,到處不顧條件地爭請“洋”建筑師來本地創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種種現象都反映了我們對中國建筑文化缺乏應有自信。

  浙江紹興原是一個規模并不大、河網縱橫、保存得也相當完整的歷史文化名城,與蘇州分庭抗禮,分別是越文化與吳文化的代表,對紹興不難進行整體保護,甚至有條件申請人類文化遺產,可決策者卻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趕時髦,中心開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樓、大廣場、大草地,并安放兩組不倫不類的龐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舊地重游,嘆惜不已。這種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大明湖,現在因為湖邊高樓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殘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煙波浩渺的詩情畫意。目前,中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加速階段,在大建設的高潮中,這類“建設性破壞”已經時有發生,北京從1980年代后期興起的危房改造,確實改造了一些危舊房,但拆個不停,現已從舊城邊緣拆到歷史保護地段的城市中心精華地區,眼看雕梁畫棟、綠蔭滿院的住宅,一夜之間夷為平地,不禁為之黯然神傷。

  上述兩點危機絕非孤立現象,盡管情況錯綜復雜,其共同點則可以歸結為對傳統建筑文化價值的近乎無知與糟蹋,以及對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實質上是所謂全球化(不是真正的)與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是一個尚在爭議的話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傳媒的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從積極的意義來說,其經濟方面可以促進文化交流,給地域文化發展以新的內容、新的啟示、新的機遇;地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溝通,也可以對世界文化發展有所貢獻,連美國塞繆爾·亨廷頓也說:“在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與所在地的文化和經濟日益脫節,面臨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處于“弱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沒有自覺的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當然不能算是弱勢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科學技術落后,建筑科學發展長期停滯不前,雖然在1920-30年代涌現出近代建筑的先驅者,努力不懈地介紹西方建筑,整理中國遺產,創建名作,功不可沒,但1950年代后,由于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對世界建筑思想的發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為過時的學術思想等所支配,如對國際式建筑、現代建筑拳拳服膺。現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蓋地而來,建筑市場上光怪陸離,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國建筑師難免眼花繚亂;與此同時,由于對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確的偏見,因此盡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面對全球強勢文化,我們一時仍然顯得“頭重腳輕”,無所適從。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茫。成功的建筑師從來就不是拘泥于國際式的現代建筑的樊籠,美國建筑師事務所設計的上海金貿大廈就是一個證明。可惜我們自己建筑師隊伍對中國文化認識還不夠,鉆研還不深。

  城市文明與文化一直為學者們所倡導。在1940年代,美國評論家、在歷史人文社會多領域著作等身的學者芒福德(L. Mumford)鑒于資本主義社會城市的興起與當時的社會現象,曾撰寫《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書,后意猶未盡,又進一步發展為《歷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國際、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在上個世紀末,英國城市學家霍爾(P. Hall)在寫《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寫《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進一步選擇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個城市,細評其發展源流、文化與城市建設特點,指出城市在市政創新中具有四個方面的獨特表現:①城市發展與文化藝術的創造,②技術的進步,③文化與技術的結合,④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尋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發展史中有十分難得的“城市黃金時代”現象,這特別的窗口同時照亮了世界內外,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14世紀的佛羅倫薩,16世紀的倫敦,18-19世紀的維也納,以及19世紀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見。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時期內,突然地顯現其創造力?為什么這種精神之花在歷史的長河中短暫即逝,一般在十幾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來一樣又悄然逝去?為什么少數城市能有不止一個黃金時代?為什么又難以捕捉并創造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們無法對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敘述,對書中的觀點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聲明,這本書并不試圖說明一切,對5000年的中華文化等尚未涉及,這就從另一角度促使我們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國黃金的城市時代是什么?對唐長安、洛陽、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況學者們大體有所了解,我們可以從中再發現什么?(說到這里,我很懊悔自己當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與我聊汴梁的時候,我未能一一記錄下來。)我們不一定象霍爾那樣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這些城市確有極盛一時的輝煌,它的發展規律等待我們去發掘和闡明。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城市無論沿海還是內地都處在大規模的建設高潮之中,可以說已經進入城市的黃金時代;并且,依筆者所見,與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時塑造它們的黃金時代。在此情形下,關鍵就看我們如何在國家或主管部門總的建設綱領的指導下,審時度勢,及時地根據當地條件,針對自己的特有問題,利用技術進步,創造性地加以解決。每個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歷史文化,總結其歷史經驗,捕捉當前發展的有利條件,創造性地制定發展戰略,不失時機地調動多方面的條件包括文化優勢,等等,城市發展必將大有可為。最近蘇州召開“吳文化與現代化論壇”,研討會就頗有創意,首次公開向社會公開招標,征集研究課題,把研討會當作過程來辦,促成了營造社會氛圍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動;我大致瀏覽該論壇的文集,覺得它給我們的啟發還不僅在對吳文化本身的歷史發展(從吳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還在于通過對吳文化價值的新認識,將吳文化研究的主題從歷史推向了現代。鴉片戰爭后,上海開辟租界,“海派文化”的興起,至少使我國江南文化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反過來又影響江南文化的發展,至今上海及長江三角洲的發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開“中華學人與二十一世紀上海發展國際研討會”,美國百人會常務理事、百人會文化協會主席楊雪蘭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發展的原動力”,“上海具有豐富和多彩的文化歷史,并且已經開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礎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個全面的、戰略性的計劃去推動和促進其充滿活力和獨創的文化,從而來顯示上海在中國和世界的獨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書中,霍爾批判了斯賓格勒(Spengler)所說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對芒福德的批判),在斯賓格勒預言的80年后,芒福德預言的60年后,霍爾以本人的著述為證持有異議,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創造力與持續的再創造,而整個過程似無盡頭,無論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無衰微的跡象。中心的問題是,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確切的要問,點燃城市之火的創造的火花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問題,但更要反躬自問,難到中國建筑文化傳統真的成為“弱勢文化”?處在“危險的邊緣”?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對中國如此蓬勃的建設形勢,除了吸取西方所長外,就如此碌碌無所作為?我們不能不反求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綜上所述,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對中國建筑文化遺產的研究并向全國學人及全社會廣為介紹,這是時代的任務。中國史家對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遺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國建筑史》;1960年代,經劉敦楨、梁思成、劉秀峰等人的倡導,曾組織當時全國的建筑研究力量,編纂《中國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動亂剛結束即著手編纂《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華夏意匠》也問世;嗣后,《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建筑·園林·城市規劃”分卷中,中國建筑部分以其嚴謹的內容,光彩照人;近年來,一系列大型中國建筑圖書編輯出版,亦為盛事。如果說1960年代《中國建筑史》的編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結合的盛舉,文革后的《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幾年來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繼問世外,一系列中國建筑新圖書的出版,如《中國民族建筑》、《中國建筑藝術史》,以及《古建園林技術》雜志等,青年史家脫穎而出。應該說中國古建筑研究經過三代之努力已經蔚為大觀,功績卓著,形勢喜人。

  但是,從現實要求看,已有的工作還遠不能適應時代需要。一般討論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論建筑,從形式、技法等論建筑,或僅整理、記錄歷史,應該說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與開拓之作,這是一個方面。今天,建筑與城市面臨新的發展形勢,我們宜乎以更為寬闊的視野,看待建筑與城市文化問題。過去,我不慚淺陋,對建筑與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評論,如對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區建筑學的提倡,在建筑創作中提高文化內涵等理論的闡述,此處不再重復了,現針對經濟與城市化大發展,以及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對建筑與城市文化發展作一些新探索。

  一、著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對中國建筑與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國城市生長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說處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來愈多的考古發掘成果證明,歷史久遠的中華文化實際上是多種聚落的鑲嵌,如就全中華而言,亦可稱亞文化的鑲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發掘連綿不斷。地域文化是人們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下,世代耕耘經營、創造、演變的結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共同組合出色彩斑斕的中國文化空間的萬花筒式圖景。

  如果說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斷代史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相應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則相對不足,甚至有經缺緯(地域文化不是沒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來,本人提倡地區建筑學,其理論與實踐不能沒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次去西藏就深感對地域文化的再發現,很慚愧年邁八十方初窺寶庫,相見恨晚,西藏幅員之廣闊,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純樸,實給我以極大的教育,亦堅定我對地域文化研究之責任與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們發掘、學習、光大,當然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內涵較為廣泛,從建筑到城市,從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從文態到生態的綜合內容。例如,中國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蘊藏,中國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審美精神,并與傳統的詩畫中的意境美相結合,別有天地,在我們對西方園林、地景領域中有所瀏覽之后,再把中國園林山水下一番功夫,當更能領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有學者謂全球文化為“雜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雜合”性質,不能簡單理解為純之又純,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域文化也要發展變化;另一方面,隨著本土文化的積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創造與構成中發揮一定的影響。這些都屬于較為專門的問題,此處不多申述。

  (2)從史實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

  中國建筑文化研究向來重史實,這是前賢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傳統,但理論建樹必須要跟上。對建筑文化遺產研究要發掘其“義理”,即對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環境倫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節約資源的觀念。從經典建筑群中,我們可以總結建筑規劃茁長的藝術規律,例如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中,順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來又經過不同時代斷斷續續的添建,從中可以領悟建筑群遞增的規律(growth development)與自組織現象。

  在理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對中國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國近代本身就是中與西、新與舊、成功與失敗、革新與保守交融的時期,從歷史經典的作品,建筑師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時代發展的軌跡。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 為例(建筑部分),這里充滿傳統與革新、碰撞與融合、理論的困惑與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庫門”建筑的實踐,其探索對今天仍不無啟發。因此,可以說拋卻近代歷史,建筑與城市理論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論研究來說,我們有必要加強“西學”與“中學”根基。我已多次介紹過王國維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究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當前中國建筑師在國際競賽中處于弱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學”與“中學”根基都不夠寬厚。相比之下,“中學”的根基尤為薄弱。就素質來講,我們的學生是非常優秀的,我倒不愁他們對當前國際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當然需要有正確的觀點和方向,辨別精華糟粕,但同時更希望善為引導他們在“中學”上要打好基礎,在科學上要有整體性理解,在藝術修養上要達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對吾土吾民有發自內心的摯愛。最近我成行西藏,動力就來自對祖國“寶藏”補課的愿望,它激發我對祖國文化寶藏進一步學習和發掘的信心,因此我也聯想到中國建筑文化的“文藝復興”,我無意低估西方建筑師在中國的可能貢獻(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經出現過“萬國博覽會”),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們的學人,打好根基才能與時并進。當然,加強“西學”與“中學”根基,并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樣融會貫通,但我們在治學的態度和方法論上,也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把歷史和現實中紛繁的、似乎“孤立”的現象連綴為線索,漸成系統,并作東西比較研究,這是提高文化修養,激發對新事物的敏感,促進創作意匠的關鍵之點。

  (3)追溯原型,探討范式。

  為了較為自覺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討范式。建筑歷史文化研究一般常總結過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發展源流,例如中國各地民居的基本類型、中國各種類型建筑的發展源流、聚居形式的發展以及城市演變,等等。找出原型及發展變化就易于理出其發展規律,但作為建筑與規劃研究不僅要追溯過去,還要面向未來,特別要從紛繁的當代社會現象中嘗試予以理論詮釋,并預測未來,因為我們研究世界的目的不僅在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對建筑文化探討的基本任務亦在于此。歷史和現實留存了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如當前全球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并未弄清楚,作為研究工作者,總要有一種看法與見解,當然隨著形勢的發展可以不斷修正、充實、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繼續深入研究,就不僅是一種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對某種范式(paradigm)的建構,可以促使我們較為自覺地把理論與實踐推向更高的境界。這是我們觀察事物的著眼點、立足點,這樣可以促使我們開闊視野,激發思考,我們的歷史研究就必然逐漸從專史到史論,從單純的歷史、文化研究到關注現實,關注未來,并以多學科的視野尋找焦點、生長點,探索“可能的未來”。其實,有創見、有貢獻的中西方學者多是這樣一步步走來的,現實也要求、迫使我們非如此不可,時代在前進,我們要隨時代改進我們的學習。

  (4)以審美意識來發掘遺產,總結美的規律,運用于實踐。

  科學和藝術在建筑上應是統一的,21世紀建筑需要科學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藝術的創造,藝術的追求是無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淺等一經比較就立即顯現。如果我們在研究中能結合建筑與城市設計創作實踐,以審美的意識來發掘其有用的題材,借題發揮,當能另辟蹊徑,用以豐富其文化內涵。

  例如,我們在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設計創作中,對這樣建立在特殊地點—孔子家鄉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發揮儒學文化為內容的建筑,它必須是一座現代建筑屹立在這文化之鄉,同時自當具備特有的文化內涵,果然在對孔子同時代―戰國時代的建筑文化,及對中國書院建筑的發展沿革、形制,進行一番探討之后,從建筑構圖、總體布局、室內外造型上,包括裝飾紋樣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選擇其內在的“含義”(meaning),又予以現代形象表達,創造一種“歡樂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個設計能獨樹一幟,被譽為該市的現代標志性建筑。

  象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除列入保護名冊的歷史名城與歷史地段外,可以借題發揮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幾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創造。有了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就好象頓生慧眼,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但有了李、杜題韻,東坡記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無窮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師、規劃師以生花之筆鉤劃出情理兼融的大塊文章。

  (5)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

  中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如梁思成等在從事歷史研究的同時,即重視文物保護工作(修繕、復原設計以至歷史名城保護,搶救因城市發展行將被拆除的文物等),據理力爭,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改革開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況發生很大變化,建設規模變大,內容變多,時間緊急,保護規劃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資者各種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這項工作的復雜性與日俱增,破壞文物的行為此起彼伏,幾乎日有所聞,文物保護工作異常艱苦,收效不一。當前的客觀情況要求必須積極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包括擴大保護工作的內容(從古建筑園林到城市,從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觀),研究符合實際的可供操作的保護措施(例如適當地再利用等);爭取更多的專業工作者合作;吸取社會各階層熱心人士參與,喚起全社會的認識與關注,以至爭取決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當前混亂局面。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出于專業職責和對歷史與后人負責的考慮,文物學術界有識之士在發掘史實,參考國際成功經驗與理論,密切與規劃工作者結合,投身實際,提出切實措施等方面,更是當仁不讓,義不容辭。

  時代在前進,我們追求的目標必須不斷隨之向高處發展,難點在于這移動中的目標本身就需要不斷尋覓,不能固步自封,學術思想總在原地踏步。文化是與時并進的,積極關注中國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國建筑與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來,我們要及早地從多方面入手。中國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總當以東方的思想情操、美學境界啟發新的創造,倡建中國學派,并匯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來不可限量,難于管窺,要有“大海波濤現代人”的胸懷去開拓進取,當然,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道路漫長,跬步千里,我們必需艱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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