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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史上第一戰:日本全國之力不敵中國偏師(圖)

中華五千年 2010年07月21日11:18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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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戰 資料圖

 

    本文摘自《鐵血中日》作者:李剛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3月,日本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濟復國為名,派第三批日軍登陸朝鮮半島——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等將領率二萬七千人。

    這支部隊是日軍插手朝鮮半島的主力部隊,它的戰略目的是尋殲戰斗力不強的新羅軍,并爭取通過速戰的方式擊潰新羅主力軍,擴大戰果的同時等待后援部隊,尋求戰機與其他日本集團軍聯合展開對唐軍的決戰。

    4月,大唐在新羅屬地設立雞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金法敏為雞林州大都督、左衛大將軍,正式將新羅納入唐朝羈縻統治體系。

    由于日本的中途參戰,致使戰爭天平忽然發生了晃動。

    按照正常的邏輯,唐軍應立即南下,解除日軍對新羅軍的壓力。

    但歷史的事實是,唐軍按兵未動。

    原來劉仁軌將軍對百濟叛軍的內部權力構成和斗爭局面已經洞若觀火,有理由相信他在百濟殘余勢力內部安插了十分有效的情報網絡——百濟舊將鬼室福信素有威望,與舊王子扶余豐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激化。扶余豐已在公開場合有所表現,不能容忍鬼室福信所取得的巨大民意力量和軍事實力。鬼室福信也在伺機除掉這個已經失去實際地位的王子。

    據此,劉仁軌得出結論,百濟殘存勢力內部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發生嚴重內訌。此時唐軍宜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只要鬼室福信一死,百濟殘軍必定更加不堪一擊,屆時出兵將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可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取得最大的戰略目的,而后揮師南下,日軍主力部隊面對強悍唐軍將獨木難支。如果采取另一種戰略,即為解除新羅方面軍一時的軍事壓力貿然出擊日軍,將使百濟殘余獲得逃生的機會,一旦其軍力擴大,唐軍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日本派遣使者犬上君來到高句麗,希望達成軍事互助。5月1日,犬上君回到百濟,晉見扶余豐。就在這一次的合謀中,日本與扶余豐達成了共同除掉鬼室福信的共識。

    6月,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所率第二批日軍攻陷新羅兩座要塞,但并不能根本性扭轉戰爭的總格局。

    扶余豐與鬼室福信的相互猜忌愈演愈烈,最終,扶余豐在日本人的協助下,將鬼室福信勢力完全清洗,百濟殘軍的指揮大權落在日本天智天皇冊封的“百濟王”扶余豐手中。

    百濟叛軍上層的內訌,給唐軍的軍事部署創造了條件。渡海而來的孫仁師部與劉仁愿部順利會師,唐朝駐軍上下“兵士大振”。新羅方面軍也在金法敏的率領下,長途奔襲至泗沘城,在7、8月之交與唐軍百濟戰區主力部隊會合。

    泗沘城此時的城防力量構成為:原劉仁愿所部唐軍一萬人左右,原熊津都督王文度部下數千人,再添孫仁師后續馳援兵力七千人,唐軍方面總兵力為兩萬人左右;新羅方面軍為原駐軍七千人。將數年戰爭消耗因素考慮進去,此時泗沘城防大概由兩萬多唐羅聯軍構成。在此次會戰中,新羅方面進行舉國軍事動員,進發到百濟境內的新添兵力約有四萬余眾。這一部分新羅援軍的大部分分散充實在其他要塞。

    同年8月17日,唐羅聯軍軍事部署最終商定:由劉仁軌、扶余隆、杜爽率領一百七十艘船、兩萬軍士由水路行進,劉仁愿、孫仁師及金法敏率三萬余人由陸路進發。

    新羅殘軍方面,本有可作戰力量數萬人,但經歷數年相持苦戰,也有不少消耗,并且作戰能力較弱,已不是對抗唐羅聯軍的主力。

    日本方面先后派出四批集團軍到達百濟舊地:

    第一批由樸市田來津所率領五千眾。樸市田來津是圣德太子時期重臣秦河勝之子,這批人也是扶余豐得以除掉鬼室福信的軍事保證。

    第二批由阿曇比邏夫率領,計艦船一百七十艘,兵力一萬七千人。

    第三批日軍規模最大,即由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率領的兩萬七千人。阿倍比羅夫出自阿倍氏,他在出兵百濟之前一直過著戎馬生活,征討蝦夷長達三年之久。

    第四批日軍是由廬原君臣率領的一萬人。

   先后抵達百濟的日軍共計六萬人。

    日軍將領大都出身于大和朝廷舊貴族,士兵來源幾乎遍及列島各地。由此可見,這場戰爭對日本來說是一場全國動員大戰。

    日本的第一步戰略推進意圖獲得了實現,雖然受到新羅軍的勇敢抗擊,但是善戰的上毛野君稚子率軍開進原百濟國南部,以凌厲攻勢順利奪取了新羅軍占領的兩座城池,數月后成功將新羅軍趕出百濟南部,使得新羅援軍與唐軍主力的聯絡通道受到阻隔。

    由此,“白江口”之前倭濟聯軍的兵馬在七八萬以上,在人數上略多于唐羅聯軍。

    第四批日本援軍到達百濟舊地之后,屯兵要塞,與周留倭濟聯軍取得聯系,并做出軍事部署:8月28日在白江口會師之后集結重兵進擊唐軍所在地——泗沘城。

    日軍把握戰機,主動進取,勇于進行軍事冒險的戰術特征在公元7世紀就已經顯露出來。

    8月24日,由扶余豐以及日本將領樸市田來津第一批援軍所組成的接應部隊經由水路向集結地白江口進發,并輔以百濟陸軍與水軍呼應前行,留下萬人余部駐守臨時首都周留城。

    劉仁愿、孫仁師、劉仁軌“三仁”部隊會師之后,唐軍內部就下一步的戰略部署問題發生了分歧。

    一種意見是首攻加林城,因該城為水陸要塞,一旦攻克,則唐軍在整個戰局上將占據壓倒性優勢。

    劉仁軌卻建議采取“越城戰術”,只以少量兵力圍困、牽制加林城,首攻周留城。

    加林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萬一不克,唐軍將損失慘重,陷入戰略被動。周留城的防御力量則大大低于加林城,就唐軍實力而言,攻取該城代價較小,且周留城乃叛軍首領——百濟舊貴族聚集之地,實為“擒賊先擒王”之策。

    經過激烈的商議,他們最后達成共識,以劉仁軌意見為基本作戰方案——即孫仁師部、劉仁愿部以及新羅軍進攻周留城,同時在戰局上給加林城以強有力的威懾;劉仁軌則率水師越過加林城,直擊周留城。

    8月26日,唐羅聯軍由劉仁愿率領,從泗沘城出發,短線奔襲周留城;水路方面則由劉仁軌及扶余隆所率兩萬軍士組成,以圖與陸軍主力在周留城會合,沿岸則由新羅騎兵負責戒備預警。

    8月27日的戰役是一場遭遇戰,這就是中日歷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戰”。

    白江即今天的韓國錦江,在當時又稱熊津江。“白江口”即熊津江入海口。

    劉仁軌率領的唐朝水軍共計艦船一百七十艘,軍力二萬人,因為該艦隊尚需負責陸上部隊輜重運輸任務,每艘船的軍事運力相對較小。

    而倭濟水軍在完成會合之后,總計有船一千艘,軍力五萬人。有不少歷史文章都認為日本戰船很小,其實都是一種猜測,并沒有充足的證據。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支水軍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隊。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戰未必沒有發揮優勢的余地。

    這種不期而遇對于雙方來說其實都是被動的。

    一時間,“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三國史記?新羅本紀》)

    雙方數萬之眾,在這片并不開闊的水域苦戰了兩天之久,可以想象戰事的殘酷。

    倭濟水軍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備,小船行動便捷的優勢,在不到入海口的狹小區域內對唐軍發動主動攻擊,以避免唐軍艦船發揮出海入江之后的優勢。這種軍事方案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唐朝水軍以大船布列的格局反而把日軍小船拒之陣外,倭濟先頭船只失利而退。

    第二天,廬原君臣所率領的第四批一萬余眾援軍抵達,倭濟主力順利集結于白江口,對比唐軍的人數優勢更加凸現,而軍中將領阿倍比羅夫在日本國內素有水上善戰之名。

    因在兵力、艦船數量上有數倍于唐軍的優勢,倭濟聯軍在沒有對戰區水域做任何分析的前提下,便急于進攻。

    一時間,大小船只從中央位置沖擊唐軍艦陣。他們在這一環節的軍事目的是將唐軍壓制,迫使對方撤退至白江狹窄水域,充分發揮己方船小靈活便捷的優勢。

    但是數量眾多的倭濟聯軍在進攻中立即暴露了自身缺陷,即分批前來的日軍在指揮上缺乏重心,扶余豐與日本將領阿曇比邏夫、上毛野君稚子、阿倍比羅夫等人難以做到權力妥協。

    這一點其實在戰前就已經表現出來。

    在這種雙重的權力構架之外,即使日軍單方面,也難以做到軍令齊整。這些將領在日本國大多是地方或朝廷實力派、自成一統的舊貴族,不可能做到充分的意見調和。

    另外,廬原君的萬人部隊剛剛加入戰時序列,在此之前他在百濟舊地之內,從來沒有與其他幾支本國軍隊協同作戰的經驗,更沒有聽從扶余豐發號施令的先例。

    各部之間缺乏有效配合,導致令出多門、陣形混亂,這一點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水戰中更為突顯。

    劉仁軌所部也并不輕松,因為兵力呈現明顯劣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是不得已命令側翼艦只應擊敵軍主力沖鋒。

   而此時,唐軍的聯同作戰素質開始發揮優勢,在中央艦隊被迫后退收縮之時,兩翼艦只利用相對靠前的局面,同時向中央收攏,本來進行主動沖鋒的倭濟船隊反而陷入唐軍包圍之中;再者唐軍艦只順流而泊,倭濟船隊逆流而攻,這一因素在關鍵時彌補了唐軍在軍力上的不足。

    倭濟船隊陷入慌亂之時,劉仁軌果斷下令兩翼艦船同時夾擊敵軍,箭弩之外,又采用火攻。

    在狹小的水域之內,數量眾多的倭濟小船迅速陷入一片火海,慌成一團、奪路而逃的火船又將火種帶至后續大船,倭濟水軍本就布局混亂,此時更為被動。狹小的白江水面瞬間成了下餃子的大鍋,倭濟水軍紛紛跳水逃命。這種局面進一步造成相近船只無法及時調轉航向,火借風勢,倭濟聯軍完全陷入了被動挨打局面。

    隨著唐軍艦船的向前推進,戰爭地點向河道寬闊的下游轉移,配備火器的唐朝艦船開始進一步成為實施攻擊的主力。

    兩天之內,雙方經過連續四輪接戰,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慘遭焚毀。《舊唐書》記載:“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

    戰爭到了最后,地點進一步下移,轉至江水入海口一帶,倭軍船隊被徹底擊垮。

    倭濟聯軍艦隊中的主力部分從公元660年就開始建造,最初的船塢地點在今日本靜岡縣,前后共花費四年時間。在這場戰爭中毀于一旦。

    在岸上,倭濟陸軍也被唐羅聯軍擊敗。

    見大勢已去,扶余豐乘船逃至黃海之上,北竄高句麗,唐軍繳獲其指揮佩劍。

    日軍方面,最早充當扶余豐守護部隊首領的樸市田來津力戰而死,日軍余部倉皇撤退。

    《日本書紀》記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逆死者眾。艫舳不得回旋。樸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于焉戰死。

    樸市田來津將軍是否在戰場上死得那般壯烈已經無法考證,但是作為戰敗方,“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的敘述應該是戰后總結。

    對于第四批廬原君臣所部馳援盛況,《日本書紀》記載:“大日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余,正當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將廬原君臣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長途跋涉,經海由陸,帶來的整整一萬日本青壯男子竟是為了趕上這趟死亡之旅。

    白江口之戰,恰似一次國際版“赤壁戰爭”,又是一場東亞版“薩拉米灣海戰”(希波戰爭中著名海戰,發生在公元前480年,當時希臘海軍只有戰船三百五十八艘,而波斯海軍則擁有一千二百零七艘戰船,最終希臘以少勝多)。三者可同列于世界水戰史。

    白江口一戰,不僅成就了劉仁軌將軍的威名,也因規模大、多國參與等特點成為中日戰史甚至國際戰史上的經典戰例。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戰為高句麗的滅亡敲響了喪鐘,遏止了日本擴張朝鮮半島的勢頭,奠定了此后數百年東北亞的基本格局,開啟了東亞的新時代。

    白江口倭濟聯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濟殘部和日軍只好投降,駐在慰禮城的日軍也逃回本國。

    唐羅聯軍陸戰部隊從9月1日起圍攻周留城,兩天之后已經獲得白江口戰役完勝的劉仁軌部也自水路到達城下。

    因倭濟聯軍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毀滅性打擊,周留城守軍完全喪失斗志。五天之后,即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9月7日,在城中苦撐的百濟王族扶余忠勝、扶余忠志等人率眾投降。

    9月11日到14日,枕服岐城(今全羅南道長城郡森溪面)的百濟殘部、扶余自進部以及部分日本殘余船隊聚集到慰禮城,與在那里的第三批日軍會合。9月15日,他們集體揚帆,向日本進發,不再與唐羅大軍爭鋒。

    9月19日,百濟境內日軍集結于慰禮城之后撤回本國,標志著日本勢力退出朝鮮半島。

    10月21日,唐羅聯軍開始圍攻百濟叛亂發源地任存城,但守將遲受信抵抗頑強,唐羅聯軍連續圍攻一個月也沒能破城。

    大唐高宗皇帝的圣旨到達,要求新羅與百濟王子扶余隆盟誓,但新羅方面以百濟局勢尚未平息為由,拒絕,并于11月4日班師回國。

    新羅真正想做的,是利用百濟亂局未定的局面進行反唐斗爭,繼續兼并該國領土,它不愿意在任存山這根難啃的骨頭上再花精力。

    接下來,唐軍獨自面對百濟殘部據守的最后一道堡壘任存城。

    任存城為一座山城,石頭堡壘四周又有大柵,被百濟叛軍經營多年,兼借地勢之險,可謂固若金湯。

    但是在這一戰局膠著之時,唐軍方面成功招降了在任存山一帶割據的黑齒常之及其別部將領沙吒相如。

    劉仁軌再次做出大膽決斷,讓剛剛歸降的原百濟將領黑齒常之、沙吒相如二人各率其子弟兵反攻任存城。但孫仁師將軍表示反對,他對黑齒常之持懷疑態度,擔心其再次反叛。

    劉仁軌將軍的政治智慧與知人善任再次得以彰顯,他認為黑齒常之與沙吒相如本是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之人,“向者所托,未得其人”,如今,正是其感激報效之時,完全可以放手任用。

    在劉仁軌看來,黑齒常之的叛亂,完全是蘇定方的不良舉措造成的。

    在此關鍵時刻,劉仁愿果斷采納劉仁軌的方案,起用沙宅相如、黑齒常之,并發給他們糧草和兵器。

    劉仁軌的信任和理解使黑齒常之非常感動,二將不負所望,在短時間內順利拿下任存城。城中百濟守將遲受信拋妻棄子,只身逃往高句麗。

   黑齒常之后來成長為大唐王朝著名的軍事將領,二十年后在武則天時代因破后突厥受封燕國公。百濟戰后,他被召回,戎馬半生,身經百戰,長年經營西域,敗突厥、制吐蕃。不幸的是,在武則天恐怖政治時期未能身免,在獄中自縊而死,終年六十歲。

    至此,大唐百濟之亂完全平叛,前后歷時三年零三個月。

    熊津道行軍大總管孫仁師、熊津都督府都督劉仁愿將捷報送回長安,同時也將雞林州都督新羅王金春秋拒絕與熊津州都督百濟王子扶余隆結盟之事稟報。

    大唐高宗在欣喜之余也開始預感到半島局勢的不夠明朗。在他的直接壓力之下,新羅方面與扶余隆勉強盟誓。

    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在劉仁愿的主持下,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法敏與熊津都督扶余隆在熊津城筑壇盟會,在表面上實現了將新羅與百濟納入大唐的雞林州與熊津州兩個羈縻州的和平體系之中。

    平定日本支持下的百濟叛亂之后,唐高宗任命百濟國末代王子扶余隆為熊津都督,并詔劉仁軌將兵鎮守百濟,孫仁帥、劉仁愿還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劉仁軌轉任檢校(代理)熊津都督,暫時成為大唐在百濟的最高軍政長官。

    大唐氣象之所以在高宗時期得以延續,并承前啟后,從劉仁愿將軍歸朝之后發生的一件事情中我們可以得出其原由。

    劉仁愿回到京師之后,高宗皇帝問他:“卿在海東,前后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這般的本事?”

    劉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論功受賞之時,但他卻這樣答道:“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興,遂加劉仁軌六階官,并正式授之為帶方州刺史(此前為檢校帶方州刺史,即代理),還在長安城里為其建造了一處大房產。劉仁軌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賞賜,遠在海東之地的劉仁軌在不久之后還將受到上諭嘉獎。

    站在一旁的上官儀說了句公道話:“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愿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此后,百濟舊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進入休養生息階段。

    劉仁軌已六十三歲,他在熊津都督任上盡心盡力,走下戰馬的將軍致力于將百濟舊地經營為大唐的一片沃土。

    他下令軍民收斂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開祭祀所有亡靈;并制定詳細計劃“修錄戶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還一改百濟原有的方、郡、縣行政體制,重新編為府、州、縣,與大唐內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長”,在各級行政體制的位置上,有百濟人也有漢人。更有諸如“開通途路,建立橋梁”、“補葺堤堰,修復陂塘”、“勸課耕種,賑貸貧乏”等具體的戰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頒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則意味著遵大唐正朔,這充分說明此時大唐對百濟舊地所進行的管轄是直屬性的,已經不同于羈縻州序列。

    劉仁軌的努力效果明顯,短短幾年之內,“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其戰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大唐高宗也已經意識到,在半島之上對新羅不能過度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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