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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出龜”的傳說與東魏鄴南城的營建(圖)

中華五千年 2010年08月27日11:17 (來源:中華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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鄴南城示意圖

 

    在古人眼里,都城的意義可不簡單。始建國者總是巧妙地通過都城的具體規劃和布局,將它跟王朝的政治、文化相關聯,甚至賦予其國家意志和政治意蘊。于是,在都城的營建過程中便常常會出現一些相關的故事或讖語,這些神讖在今天看來雖然荒誕不經,但在當時卻有著深刻的現實的政治意義。東魏鄴城的營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公元534年,以洛陽為都城的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東魏孝靜皇帝元善見即位后,于同年十一月下詔遷都鄴城。次年,在鄴北城之南增筑南城,俗稱鄴南城。兩個東西并峙的新生政權都自稱“魏”,與江左蕭氏共成鼎立的局勢,此刻正朔名分對政權而言就益顯重要,而新都城的選址和建設無疑是一個絕好的契機,統治者自會不失時機地周密籌劃。于是,在建城的過程中出現了如下的故事:

    《鄴中記》載鄴南“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北城窄隘,故令仆射高隆之更筑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之狀,咸以龜象焉”。這就是著名的“筑城得龜”的故事。它不僅告訴我們在修建鄴南城的過程中挖掘到一只神龜,而且還說明了鄴南城的布局是依照龜象來設計的。

    統治者編造這個故事的用意何在?解讀這個故事還得從經學與政治的關系談起。永嘉亂后,由于河洛名士的南遷,尊崇漢代經學傳統的河北經學成為北學的主體。漢代的讖緯之學自然也在其承繼之中,因此北方經學的一個特點便是雜以讖緯占侯。鄴南城的營構由高隆之負責,主要參與施工設計的有辛術、李業興、張熠等。其中李業興是一位精通術數、善用讖緯的儒士。他因博聞多識而得以具體負責鄴南城的設計,帶領畫工勾描藍圖,極有可能是這個神讖的始作俑者。

    漳河洪水經常泛濫成災,鄴地的土豪和巫婆曾相互勾結,搞“河伯娶婦”坑害百姓。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西門豹治鄴的掌故,人所共聞。但是,漳河洪水經常泛濫成災的情形在南北朝時仍沒有太大改變。這一點與大禹治水傳說的背景相同,或許給李業興等人帶來一種創意的靈感。

    “洛出書”說的是大禹在洛水(即洛陽地區)治水時有一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龜背上的紋路就是所謂的洛書,大禹根據紋路的指示治理了天下的水患。而禹得洛書存在治水及受舜禪等不同說法,這種多義性客觀上也給了李業興之流自如發揮的空間。將這個讖緯置于當時天下鼎峙的政治格局中,恰好反映出故事的始作俑者以鄴城為天下之中的企圖,這就是將鄴城營造成天下文化、政權的正統所在。事實上,鄴南城的建設正是圍繞著這個宗旨進行的。

   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曾上奏說鄴南城“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胡三省稱“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其中應該包含典章制度的內容。事實證明后者不但被前者“模寫”,其宮殿的建筑材料等更被直接拆運到鄴南城使用。“河出圖,洛出書”有兩層意思,其中以“前代為法度”最為重要的目的是要取代一個已經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洛陽已經不再是天下政治文化中心的效果。中原學術的南遷至南朝和河北學術在北朝的崛起與主宰地位應該是統治者最為敏感的,東魏的定都鄴城應該正是統治者的這種戰略眼光的反映。在占據了河北學術的中心鄴城之后,擺在東魏統治者面前的最大問題便是在人們心目中迅速“營建”起鄴城,并取代洛陽成為新的天下中心的觀念。而這一切正是通過對“洛出書”這個代表天下觀的神話傳說進行偷梁換柱而得到集中體現。于是,“筑城得龜”的故事便出現了。

    但是,東魏的統治者不只是簡單地創造這么一個神讖,同時更將其付諸“模寫”洛陽的行動當中。首先,在實際操作上切實依照龜的形狀來營建鄴南城,將城墻修筑成龜的形狀。實測鄴南城最寬處東西2800米,南北3460米,稍小于文獻記載。南城東、南、西三面城垣遺跡不是呈直線分布,每面城墻均有舒緩的彎曲,東西墻中部向外弧出,而南城東南、西南角為弧形圓角,城拐角處基槽既寬且深。這種平面設計使得其狀似龜形。南墻中部及左右兩側中部向內縮進,中部朱明門處兩闕及附屬建筑向南探出為甕城,兩邊的城墻向里凹進,使得南城朱明門部分平面酷似烏龜的頭部。考古鉆探與發掘又表明,鄴南城東、西、南三面均有護城河存在。東南城角、西南城角外護城河內岸呈弧形圓角,外岸基本近直角,致使此處河面甚寬。這些元素共同營造出烏龜出水的意象。

    這與龜形相近的城垣與馬面、護城河共同構成了鄴南城堅固實用、特色獨具的防御體系。實際上,鄴南城所謂龜象(馬面)的建筑設施及“周流城郭”的做法在北魏洛陽城早已有之。因此,鄴南城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仿自北魏洛陽城。此外,鄴南城的宮市位置及門闕名稱也無一不沿襲北魏洛陽城之舊。顯然,其用意已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名稱上的模仿了。

    其次,中國古代城邑與鄰近的墓葬區和宗教區如佛教石窟寺在城邑布局中是一個配套規劃的有機整體,更是一種制度。曹魏時,鄴北城只有西側高崗上有曹操的陵墓高陵,而不見其他的墓群,也沒有配套規劃的佛教石窟。這一切都表明此時的鄴北城盡管也是“王業之本基”,但實際上在時人的心目中并沒有取代洛陽的中心地位。到了東魏的鄴南城,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鄴南城不僅在形態的若干方面模仿,甚至在建材上直接采用洛陽城的東西,而且在墓葬區和宗教區的配套布局上也完全模仿,只不過是根據鄴城的具體地理形勢作了適當的變通。另外,北響堂山石窟也在鄴南城北部開鑿,石窟的鑿建與遷都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只是石窟寺不再位于都城中軸線的南延長線上,這一點不同于北魏洛陽城。

    再次,鄴南城除了制度上的沿襲之外,還有一些具體的舉措。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北魏分裂后,東魏、北齊以及此后歷代政權對洛陽漢魏石經的遷轉。石經隨著歷代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而遷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歷代王朝對漢文化傳統的恪守、尊奉和標榜。這一點,東魏政權也不例外。無怪乎陳寅恪先生說,“鄴都新構乃全襲北魏太和洛陽之舊規,無復種族性質之問題,直是文化系統之關系,事實顯著。”

    綜上,將鄴城營造成天下之中,樹立東魏政權為文化正朔,這便是東魏修建鄴南城“筑城得龜”神讖背后深刻的動機。它不僅向世人表明其政權制度的取向,而且也向天下宣示自己政權的正統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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